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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興
“超女”是“超女”，修表工是修表工，二者怎么可以相提并論？是同臺唱歌還是同桌修表？都不可能。想起這個話題，是因為知道了當前我國修表工的青黃不接。據說，現在國內修表工中，30歲以下的人極少，在崗的修表工，大都在40歲以上。
修表業重要嗎？說它不重要也可以，因為畢竟不是糧食、能源或是交通、通信等和國計民生聯系緊密的行業，不是人們須臾不可離開的東西；但是，說它重要也可以。因為中國是一個鐘表消費大國，也是鐘表生產大國，每年幾億只手表的產量，幾千萬只手表的消費量，就算有千分之一的修理量，也有幾萬只，還不算那些要換電池、換表鏈、清洗油泥的那些活兒。我沒有去核查具體的數字，總之，數量很大。現在社會發展了，也沒有什么“幾大件”的說法了，可是想當年，手表和自行車、收音機并列“三大件”的時候，還是很風光的。就算到了現在，手表還是不能壞了就丟掉的一次性消費品。所以，修表工是必須有的職業。
那么，過20年后，我們的手表壞了是不是沒人修了呢？按照經濟學的原理，只要是社會有需求的，就會有人去做，所以，太過杞人憂天也沒必要。但是，會不會在短期內對鐘表行業產生某種影響，在日益全球化的時候，國外的鐘表行業會不會對中國造成更大的沖擊，因為這種沖擊不但表現在了品牌上，還表現在這個行業的末端，即維修上，我們面臨的是全線潰敗。
為什么沒有年輕人愿意學習修理表的技術？這好像還不算很差的行業。
原因很簡單，收入太低。據說，一般修表工的薪酬只能糊口，國內頂尖的修表好手月薪也不超過人民幣5000元。那些后入行者一旦看到自己的師傅和師傅的師傅收入不過如此，社會地位又不高，他還有熱情在這一行里干嗎？就算入了行，他能干得長嗎？所以，這個行業呈現萎縮狀。
我不是表業行里人，舉這個例子而已，因為我知道，還有若干行業都處在這種尷尬中。
再說“超女”。“超女”可是火得很，明知突圍的希望很渺茫，但還是有很多人爭先恐后地跳下去。為什么，因為有太大的名利空間，一旦把那扇門撬開一條縫，那么，數不盡的金銀財寶就會滾滾而來，紅地毯也會鋪在腳下。
在這種誘惑下，人流涌去是自然的。
有人會對這個話題嗤之以鼻，認為市場化是最正確的，還有人信奉“無為而治”。這些，我也認為很有道理，但是社會賢達的引導、政策的引導和輿論的引導同樣是重要的，如果這么說過于政治化，那我們也可以稱之為教化，這可是老祖宗留下來的詞。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千余年前就在《許州文宣王新廟碑》中說：“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意思是說，教化對于人的改變，像郵差送信那么快。在唐代，沒有電報電話和MSN，驛站送信是最快的方式。劉老先生的話是說，在社會教化的力量下，人的改變是很快的。
和若干年前的情況不同，那時，是有意識地推廣某種精神，以至于把某種行業也貼上精神標簽，比如說，學習王進喜，就把當工人作為擇業的最佳選擇之一。那時的職業是按照“工農兵學商”來排的，現在回過頭來看，不是很妥當，而歷史已經給了這種欠妥的做法以懲罰。
我們今天不一定是自覺地在推崇某個行業，或者說，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有意識地推崇某個行業，但是，正由于這種無意識，使得輿論向人多的地方傾斜，這種引導又使更多的人涌向本來就很擠的地方。
有地方人多，就有地方人少，人少的地方其實也是需要關注的，哪怕只是掃他一眼。如果沒有人關注，又得不到和其他行業成一定合理比例的薪酬，還會有人在這個地方待著嗎？人少就變成沒人了。到了某一天，不但沒人愿意當修表工，還沒有人愿意當工人、當農民、當戰士，那我們要從海外進口這些人才嗎？超女PK修表工，不是比輸贏，而是一種提示，如此而已。(作者為《財經文摘》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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