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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文
在國家府庫和百姓錢袋之間實現相對平衡，是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持續增長的必須，應該成為政府財政稅收政策的致力目標；
百姓錢袋并沒有因為“多收了三五斗”而鼓脹起來。而且由于稅收政策的“下沉效
果”，大部分的稅收雖然是經由富人繳入國庫，但真正的買單者并不是他們，而是大部分被轉嫁給了普羅大眾。
1月到4月份的全國財政收入超過了1.5萬億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了22%。以往，這些數字通常被看作“財政收入情況喜人”，但財政部常務副部長樓繼偉卻笑不出來。因為這些“喜人”的數據背后明確顯示出了目前的局部經濟過熱等現象，產能過剩、房價飛漲也正是排名前幾位的幾個省市經濟發展的典型特征。
時間僅僅在2006年走過了三分之一，可是財政收入卻已經達到去年剛剛突破的3億大關的一半；財政部預測前四月財政收入的增幅為14%，并且認為“這個數字已經很高了”，因為“估計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在百分之八點多，物價上漲也就是1%到2%”，可是實際增幅卻達到了22%。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財政收入增長大概都只能用“飛增”來形容，而且是“非正常飛增”。這很容易讓人想起，《福布斯》2005年全球稅負指數給中國稅負的世界排名：全球第二高。
財政收入飛增意味著國庫殷實，國家機器運轉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保證，同時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也將會發放得更多更好，因此固然是“喜人”的，這個無須多說；但是什么事情都要一分為二地看，在硬幣的另一面，財政收入飛增，特別是“非正常飛增”，卻意味著現行財政稅收政策可能在調節國家府庫和百姓錢袋之間出現了偏差，從而挖下了一個“自己將把自己打敗”的“國富民窮”陷阱———這也許正是財政部長“笑不出來”的重要原因吧？
雖然我國稅收遠高于GDP增長(去年全國稅收收入比上年增長20%，而GDP增長率僅為9.8%)，但是工資總額占GDP比重卻連年下降。也就是說，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明顯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然而，國家機器本身是不能創造財富的，財政收入的增長只能來源于全體國民的納稅和繳費。財政稅收政策在調節國民貧富差距的同時，實際也在調節國家府庫和百姓錢袋的貧富差距。理想的狀態，當然是二者同步增長；但在一些發達國家，往往采取前者緩慢于后者的增長方式，從而達到藏富于民的效果；一些明顯不發達國家則正好相反，百姓生活幸福被迫服從于國家經濟建設。
在國家府庫和百姓錢袋之間實現相對平衡，是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持續增長的必須，應該成為政府財政稅收政策的致力目標；而財政收入脫離于經濟增長速度的“非正常飛增”，顯示出這樣的相對平衡已經被打破，政府向百姓索取過多，百姓錢袋并沒有因為“多收了三五斗”而鼓脹起來。而且由于稅收政策的“下沉效果”，大部分的稅收雖然是經由富人繳入國庫，但真正的買單者并不是他們，而是大部分被轉嫁給了普羅大眾。因此，國家財政收入的“非正常飛增”，可能正是以百姓生活質量的下降為代價。
舉例來說，房價飛漲是一些地方財政收入“非正常飛增”的重要原因，土地出讓金及與房地產相關的稅費，已成為一些地方財政稅收的重要來源。但是，開發商自己并不會為此拿出一分錢，地方財政收入的“非正常飛增”，歸根到底要由購房市民來負擔。等于是老百姓用無奈而悲辛的“房奴生活”支撐起了地方財政收入的“非正常飛增”———“數字出官”體制下，財政收入飛增必然會讓一些官員開心大笑，然而，這少數的笑正是由千百倍數量的哭“釀制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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