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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奕
幾天前，一位在鄭州的記者告訴我，他買了新房，近100平方米，首付5萬元，接下來就忙結婚。從上海回到鄭州后，他一切都按部就班起來。
2005年，在房價最高的時候，我去過鄭州，當時這位朋友指著二·七紀念塔告訴我：
“你在一些城市買50平方米房子的錢，夠在這買個三居室，再加一輛帕薩特。”二·七紀念塔在鄭州的位置，就相當于北京的天安門。
說到這里，大家明白我又要談談“千夫所指”的房價了。心理學家研究說，每月還按揭的數量超過本月收入一半時，該人士將極度不快樂。
但有時候，難受不是囊中羞澀造成的，而是上述對比造成的。
比如，前不久成都的一位朋友說，他也出手了150平方米的花園洋房，價格50萬元，地點稍偏。他在電話那頭形容一下屋前屋后的植物，他自己說在北京這樣的別墅起碼值300萬元。就在全國各地房價相差十倍之巨的時候，現在調控政策卻是一樣的。
剛剛出臺的九部委關于“國六條”的操作細則，其中有兩條，對于我朋友的買房行為會構成影響。其一是，對購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積90平方米以下的仍執行首付款比例20%的規定等，超過90平方米則實行30%的按揭比例；其二是，要繼續停止別墅類房地產開發項目土地供應，嚴格限制低密度、大套型住房土地供應。
按照上述硬性標準，我第一位朋友的房子，他的按揭比例要調整，也許5萬元就不夠首付；而我的第二位朋友，他如果不是快出手，將來這樣的別墅房能不能買到都是問題，或者以相對低的價格買到也是問題。
那么，調控政策是否有利于把房價降下來呢，起碼某些房型資源變得稀缺起來，開發商只會把價格調得更高，因為開發成本更高，拿地更難。
因此，在“國六條”之外，有必要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出臺配套細則。
(作者為本報綜合新聞中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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