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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晗
最近，北京三聯書店推出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厚厚一大冊。原計劃被訪者12人，因圖書編輯過程中的原因，一人撤稿，余者十一篇。其中文學、藝術界9人，學術思想界2人。該書出版后引起較大反響。本版現發表劉晗的書評和劉蘇里、哈樂文關于此書的對話。對話評價了書本身的得失，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評價了書中反映的“八十年代人”。
頗為吊詭的是，離人們最近的東西反倒最遠，八十年代就是這樣。書寫八十年代歷史，似乎本身就成為了一種開拓處女地的事情，而這也正是眼前的這本《八十年代訪談錄》迅速走紅的部分原因所在。
訪談錄的形式給此書帶來了濃重的口述史特征，相比較于八十年代的大紅大紫而言，受訪人物(詩人、作家、畫家、文史哲領域的學者)在時下資本和市場的聚光燈下都已經不是主角了。而所謂訪談，卻毋寧說是一種老朋友的聊天(采訪者本人也是八十年代的過來人)，訪談中時而是歷史記憶，時而是深評淺議，并夾雜著嘻笑怒罵，從嚴格意義上講，這不如說是一種對談，以某種懷舊的方式回歸八十年代，并且與九十年代以至現在進行對比。進而言之，該書的歷史敘述方式也是八十年代的——訴說者是那個年代的“文人”而不是搜索材料的史家，訴說方式是那個年代的海闊天空的聊和侃，而不是符合現在學術規范的正經論文。
對于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而言，本書會勾起其不遠的回憶，而沒有經歷過的新一代人則定會感到好奇和新奇。這本身也表現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及現在形成了某種斷裂。而在這些談話中，更為明顯的斷裂則是八十年代與其之前的“文革”的斷裂。因此，《八十年代訪談錄》可以說是以八十年代為一個斷代，試圖勾連兩個重要的斷裂——當然，八十年代展現出的還有更多的斷裂。
無論是搞詩歌的北島，搞小說的阿城、劉索拉，搞文學理論的李陀以及搞美術的陳丹青、栗憲庭，搞電影的林旭東和田壯壯，還是學術界的陳平原和甘陽(這種分科羅列并不是八十年代的風格)，在他們的言談中，“文革”都是中國文化在二十世紀的一個斷層，下放知青偷偷讀書以及七十年代末重新進入學校后如饑似渴的讀書本身，表明了這代人對知識和文化的渴求，而也體現了那個年代文化的空白。換言之，中國古典文明已經在晚清和“五四”斷掉，而西方文明在“五四”之后雖然一度引入，但共和國建立之后則將向西方的求索限制在某些特定部分(馬列)，文革更是在某種意義上割斷了文化傳承的本身。
因此，也正是在這種空白之后，八十年代面臨著如何重建文化和人的內心秩序的問題。而處在抉擇的時刻，人類要么回到過去，要么向往未來(兩者其實都是為了將來)。而這本身就接續了晚清一直到“五四”來的古今中西之爭。因此，“尋根文學”的出現也就很自然了，用阿城在書中的話說：“中國的文化已經消失了半個世紀了，原因是產生并且保持中國文化的土壤已經被鏟除了�！痹谶@個意義上，“中國文化書院”也是試圖回歸中華文明傳統的一種努力。而另一個面向則是“走向未來”(套用那部叢書的名字)，以及試圖全面進入西學、大力譯介西方典籍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在經歷了“文革”的革命政治熱情之后，古今中西的問題再次在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意識層面給人以焦慮感和求索心態。
但這種斷裂并不意味著“文革”以及之前的歷史跟八十年代完全不相干。這些訪談讀來讀去給人的感覺是，八十年代的人們對國族問題的熱情、討論者超越學科的共通性本身，都帶著大量革命時代的遺產，而這跟九十年代的務實精神和學科分化相比起來，顯得更為明確。跟九十年代相比較，“八十年代那種集體性，那種騷動，——如果咱們不追究品質，那十年真的很有激情、很瘋狂、很傻、很土，似乎又可愛起來……到了九十年，那種爭論，那種追求真理、啟蒙的熱情，好像消失了。長期政治運動時期的人際關系，——那種緊張，侵略性，人我之間沒有界限——終于被九十年代的人際關系逐漸替代”。很顯然，批判“文革”、反思“文革”為己任而又為未來立法的八十年代知識分子，仍然有著革命年代的參與熱情和國族意識，有著那種集體性的思考和焦慮、激情和熱情。
這種熱情在形式上體現為詩歌，體現為浪漫主義。誠如書中北島所言：“詩歌在中國現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詩歌帶動了一個民族的巨大變化�！睋Q言之，一個民族到了重新尋找方向的時候，詩歌總是先導性的，它一方面呼喚自身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呼喚他者所指引的未來。而且，在八十年代活躍的知識分子在知識接受本身上，也帶著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痕跡，比如陳平原說道：“對于七七、七八級的大學生來說，同是十九世紀的文學，現實主義作品不如浪漫主義文學激動人心。羅曼·羅蘭的英雄主義情懷，說實在的，很對七七、七八級大學生的胃口�！�
此外，八十年代的古今中西討論之所以以“文化熱”的方式表現出來，也與這種傳統大有關系。陳平原分析道，“‘文化’是個很模糊的概念，所有學科的人都能參與對話；也正如此，‘文化尋根’可以一轉眼就變成了‘政治批判’。‘文化熱’作為契機，或者終結，讓所有學科的學者，都能夠站出來，表達他的社會關懷。”換言之，正是這樣一個概念承繼了根本性的方向探討(在中西古今的問題上試圖再次決斷)，大家才需要再進行“大討論”，不同領域的人們才在共同的題域下相互交流和探討、爭論和詰難。因為“我們從來沒把西方弄清楚，不論是傳統還是現代，從來沒有弄清楚。所有八十年代的人都背著七十年代六十年代的遺產，渾身上下都是官養文化的遺傳基因”(陳丹青語)。正因為這樣，“八十年代的中國學界，有共同關心的話題，九十年代基本上沒有。強調獨立思考與自由表達，是典型的八十年代的文風和學風”(陳平原語)。
可以說，在與九十年代的比較當中(這也是本書的主線之一)，八十年代某種程度上承繼了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國民氣質和討論形式，而不過是將其中的內容更為豐富和充實了而已。內容方面的選項，從回歸傳統到全盤西化(進一步批判傳統)，實際上正等待著抉擇。而在八十年代末這種討論和參與熱情終止之后，九十年代便進行了抉擇。抉擇大體上終止了大規模的討論，而由此也產生了九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的斷裂。
并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這些訪談可以看出，八十年代已經具有了批判現代性(工業化、技術統治、資本、市場、消費主義)的傾向，無論是尋根文學，還是被指責為沒有輸入有利于現代化，而是輸入了現代性的批評者尼采、海德格爾的甘陽等，以及本身就具有左翼氣質，而又在當時叱咤風云的文藝人士。換言之，在中國還沒有全面進行資本和市場經濟，沒有出現此種社會的流弊之時，知識分子和文藝界已經先行開始了批判。李陀說：“尋根文學的某些作品直接把懷疑的矛頭指向現代化和現代生活，實際上是中國思考和批判現代性最早的聲音，這是很了不起的，可一直沒有得到理論界足夠的重視�！标惖で鄤t說：“八十年代有個反動，左翼傳統被排斥，可是替代物不是文化保守主義，理性主義，而仍然是文化激進主義，骨子里仍然是左翼�！睋Q言之，中國在九十年代開始另一種現代性的時候(六十、七十年代何嘗不是一種現代性方案)，對其的批判(批判永遠是良性社會的需要)，對這種現代性的反思已經提前出現了。
由此看來，開放、熱情的八十年代文化討論，實際上有一種時間的叢集和交錯：一方面是再度將中華古典文明喚醒，另一方面呼喚著西方的另一種現代性的到來，且呼喚的同時也存在著對這種現代性的批判(無論是從中國傳統本身，還是從西方的尼采、海德格爾、�？碌�)。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八十年代是“尋根”(回到過去)和“走向未來”的年代，反過來說也是“走向過去”、“回到未來”，而后者的未來，便是所謂“后現代”，對資本、市場和消費主導的另一種現代性的批判。而今日，當當初的決斷——改革本身出現了爭論，古今中西問題再度大規模進入公共討論空間的時刻，重新看待八十年代的遺產，本身就不是一種獵奇和懷舊，而是不可或缺的對比和參照了。在這個時刻，一如八十年代一樣，過去、現在和未來，總是以打破時序的交錯形態纏裹在一起，撲朔迷離。
(《八十年代訪談錄》，查建英著，三聯書店2006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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