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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慧祥
編者按：2006年4月25日，簡·雅各布斯在多倫多去世，這距離她90歲的生日僅僅相差9天。在其經典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她所提出的城市規劃理論，對許多城市的現代規劃產生了深遠影響。
對當代城市建設影響深遠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由譯林出版社引入中國整整一年之后，本書的作者、美國杰出的作家、學者、社會活動家簡·雅各布斯于當地時間4月25日在加拿大多倫多醫院逝世，享年89歲。
雅各布斯逝世當日，多倫多市長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說：“簡·雅各布斯將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而為人們銘記，她的洞察力和作出的貢獻將改變北美城市發展的方式。”
1916年5月4日，雅各布斯生于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的簡·巴茨納，父親是一位內科醫師，母親是教師。
雅各布斯從小崇拜托馬斯·杰斐遜，欽佩他一方面胸懷高尚，另一方面關注身邊的細節小事。中學畢業后她不想上大學，到《斯克蘭頓論壇報》去做了一段時間的義工，1934年移居紐約，跟比她大6歲的姐姐住在一起，在一間家居裝潢店謀職，后又在一個糖果生產廠當過五年秘書。由于姐妹倆生活拮據，簡開始寫作，憑著自己的日常觀察，她先后寫出一系列有關城市面貌的文章。
在到哥倫比亞大學業余進修兩年后，雅各布斯進入戰爭信息辦公室工作，并于1944年結婚，簡的丈夫是位擅長醫院規劃的建筑師，在丈夫的鼓勵下，她開始寫書。
對城市規劃的激烈批評
雅各布斯的代表作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該書作于1961年，是雅各布斯思想歷程中的一大突破，超越了她本人對20世紀城市規劃老生常談的批評，并在城市重建問題上提出了一些激進的新原則。
正當有識之士在呼吁清除貧民區，打開城市空間的時候，雅各布斯卻提出要增加城市人口的多樣性、密度和活力，讓人和各種活動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其樂融融的混亂。
《死與生》中具體提出了增強地方社會多樣性的一些基本要素：一條街道或一個社區必須包含若干基本功能，街區要短，樓宇在年齡、狀況和功能方面必須多樣，人口必須密集等等。
《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是一部充滿激情的著作，以至于一點都不像“經典著作”，她指出，現有的、為人們所堅信不移的城市規劃理論根本就是偽科學，“經年之學和數不勝數的微妙復雜的教條原來建于一派胡言之上”。
而真正規劃的結果是怎么回事呢？雅各布斯在導言里寫了這樣一個故事：在紐約東哈萊姆有一個住宅區，那兒有一塊很顯眼的長方形草坪。
一位經常往那里去的社區工作者，無意間發現居民們非常討厭那塊草坪。當詢問原因時，通常回答是這樣的：“這有什么用？”一位能說會道的居民說出了完整的理由：“他們建這個地方的時候，沒有人關心我們需要什么。他們推倒了我們的房子，將我們趕到這里，把我們的朋友趕到別的地方。在這兒我們沒有一個喝咖啡或看報紙或借五美分的地方。但是那些大人物跑來看著這些綠草說，‘太美妙了！現在窮人也有這一切了！’”
與主流城市規劃學的分歧
但雅各布斯不僅僅只有勇氣，她對大量案例的運用相當純熟，而且分析邏輯也令人信服。例如，她摒棄了“有頭腦的人”認為波士頓北區是城市的毒瘤的看法。她認為貧民區不僅自身具有活力，而且有很強的自我更新的能力。
她寫道：“20年前，當我第一次碰巧見到北端，這里給人的一個總體印象是，這是一個破敗不堪的地方，當然也極其窮困。20年后我再次見到北端時，我非常驚詫于那兒的變化。”為了找到答案，她給一位她認識的波士頓規劃者打了個電話。那人說：“很有意思。那是少年犯罪、疾病和嬰兒死亡率最低地區之一，它還是按收入計算租費最低的地方。好家伙，那兒的人肯定是賺了大便宜了。肺結核死亡率比布魯克林的還要低。但是，那是個令人恐怖的貧民區。”
雅各布斯對他說：“你們應該有更多的像這樣的貧民區，別告訴我你們有計劃要消滅掉這個地區。你應該到那兒走走，盡可能多地學點東西。”
當時，絕大多數主流規劃觀點都主張消除城市貧民窟。格萊澤提出“花園城市”的概念，霍華德創立了一套強大的、摧毀城市的思想，而勒·柯布西耶的心中，則有一座“夢幻之城”。雅各布斯則提出能聚攏各種人群和活動的空間，并為一個生氣勃勃的城市列出四個要點，即用途混雜，街區小、路網密，不同年代、環境和用途的建筑物并存，建筑密度高。
以人為本的思考
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雅各布斯開篇用三章的篇幅討論人行道的用途，即安全、交往和孩子的同化。這在劉易斯·芒福德看來是可笑的， 1962年他在《紐約人》上以“雅各布斯大媽治療城市癌癥的家庭藥方”為題，對她進行嘲諷。
雅各布斯認為，真正使用城市的是婦女，是她們在真正關心下水道是否堵了，自來水是否干凈，公園怎么樣，孩子是否安全？一個小孩子走上社會的第一步是踏上人行道，他一上人行道就會知道這個城市對他是否友好。
雅各布斯是孩子的母親，她是把自己的腿放到街道上來感知城市的，她如此敏銳地提出了“街道眼”(streeteye)的概念，論述為什么老社區是安全的，因為鄰里有著正常的交往，有著對社區的強烈認同。
雅各布斯與城市的未來
安邦集團城市戰略研究小組首席分析師陳功認為，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已經指出了大城市規劃的出發點：城市是人類的居所，城市的主角是人，也只能是人。很顯然，對于城市的未來，最重要的指引應該是社會學，而不是城市規劃學，更不是城市經濟學。
對此，因一本展示“北京城的滄桑瞬間”的《城記》而聲名大噪的新華社記者王軍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三四十年代的美國，與今天的中國，都是“拆”字當頭，書中的許多章節，猶如直指今天中國的城市規劃。
他認為，大規模的計劃只能使建筑師們和地產商們血液澎湃。雅各布斯對美國戰后城市建設的尖刻抨擊，今天聽來倒更像對我們的變相嘲諷。
現在中國也打算拆除城中村，他認為這正是雅各布斯當年所批評的美國現象，而這一中國注腳還有這一層含義：“城中村”正是廉價勞動力的聚集地，正是中國城市競爭力的蓄積地，如果拆得這個城市只剩下所謂“高素質人口”，它還會有競爭力嗎？所謂的物質問題的背后是非物質，我們必須回到雅各布斯的立場上來。
陳功對于雅各布斯精神在中國的前景并不樂觀，畢竟城市進化需要一個過程，城市成長也要付出代價，但是他不希望如同雅各布斯所描述的紐約那樣，要三番五次地付出昂貴的代價。
簡·雅各布斯(1916-2006)，出生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早年做過記者、速記員和自由撰稿人，1952年任《建筑論壇》助理編輯。在負責報道城市重建計劃的過程中，她逐漸對傳統的城市規劃觀念發生了懷疑，并由此寫作了《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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