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中國的慈善時代

　　韓福東/文

　　雖然胡潤說“中國已經進入了慈善時代”，但它顯然沒有被公眾接受。仍然有媒體在“尋找中國的卡耐基”，并且，“為富不仁”的說法還在廣為流傳。就在胡潤公布2006年中國慈善榜的現場，即有一位女生在提問中表示：為什么中國企業家們的“慈善行為”總有那么重的商業味道？

　　這是一個問題：中國為什么缺少卡耐基式的富豪？他們大都會大言不慚地說，讓企業做大，繳稅和解決更多人的就業，就是最大的慈善。把企業的牟利行為化約為“為人民服務”，未免低估了人民的智商。慈善家的缺乏，是特定發展階段的必然？抑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中缺乏“與人為善”的因子？有這種困惑的同志，不妨看看夫馬進的《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

　　《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是一本具有拓荒性質的歷史著作。早在1980年代初，夫馬進就開始發表關于中國善會善堂史的論文，并將其與中國近代地方自治的研究結合起來。按照他的定義：善會是個人自愿參加的、以實行善舉為目的的自由結社，而善會辦事機構的所在以及具體實施善舉的設施則是善堂。據夫馬進考證，善會善堂出現于明末清初，那是一個結社的黃金時代。善會善堂一直持續到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才在大陸徹底消失，只有香港的保良局和澳門的同善堂可以看作是其仍在延續的一部分。

　　在明末之前，也存在各種各樣的救濟設施，其中最為普及的是養濟院。養濟院等救濟設施之所以不能被稱為“善會善堂”，是因為它是一種國家救濟場所，由國家而非民間進行經營。由明末的同善會發軔，善會善堂開始在中國各地逐漸建立，夫馬進認為，從社會經濟的角度而言，我們必須從明末鄉紳、生員勢力的抬頭以及以府州縣城為核心而形成的鄉紳、生員的網絡中去尋找原因的所在。善會善堂并非農村型的組織，它們首先誕生在都市，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都市既是財富也是人的聚集地。

　　到了清朝，善會善堂得以蓬勃發展。育嬰堂、清節堂、放生會、掩骼會、輔元堂等各種堂會，在官府之外，為弱勢群體提供著持續的救濟。善會善堂活動的資金，多來自各商業行會的捐助。隨著時間的推移，善堂的官營化與善舉的徭役化趨勢開始出現，不過夫馬進還是找到了一個十分特殊的例子——上海的同仁輔元堂，他們成功地避開了官營化和徭役化的陷阱，原因是“上海自開埠以后，積蓄了雄厚的經濟實力”。在夫馬進看來，也正是因此，上海的一個普通善堂才成為了近代地方自治的出發點。

　　在研究中國善會善堂史的過程中，夫馬進也曾受到哈貝馬斯“公共領域”概念的影響。不過他最終沒有將這一觀點置于研究的主要地位。“如果采用在中國前近現代中尋找‘公共領域’和‘市民的公共性’模式的研究方法的話，最終無疑會與尋找‘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方法一樣，走入死胡同。”夫馬進說，“我們在考察善會善堂時完全沒有依據所謂的歐洲模式。我們曾經尋找過與此類似的模式，也曾經在日本的前近代史中作過考察。但是，沒有找到可以與善會善堂進行對比的結社。中國的善會善堂在某種意義上是世界歷史上非常獨特的現象。因此，我們認為，在研究世界歷史上的救濟制度和結社問題時，中國的善會善堂反而可以成為一種參考模式。”

　　中國的善會善堂的確是世界歷史上非常獨特的現象。雖然曾遭遇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它400余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尋找到那么多熱心公益和慈善的鄉紳和商賈。在某種程度上，它后期存在的問題，都和當時經濟發展不足有關，上海同仁輔元堂的成功例子，也反證了這一點。今天的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無疑較明清民國時期強過太多，但民眾包括富商大賈對慈善與公益的熱情，卻是大大地退步了。很顯然，將中國人的慈善冷漠癥歸之于生產力水平低，過于單薄無力。同樣，中國

　　在歐美發達國家的慈善家和中國傳統善會善堂的推動者中，我們通常可以發現一個共同點：宗教情懷。而這正是現代中國最匱乏的基因。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企業家們的“慈善行為”多帶有濃重的商業味道，其實并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