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地面：經濟學何為

　　劉暉

　　對照經濟學的西方發生史和經濟學的中國接受史，會產生一種復調之感：由于問題意識的不同，許多對于西方甚為重要的經濟學家可能被忽略，而一些貌似自明的問題又在新的語境中“復活”，由此構成了復雜的知識地層。

　　阿爾欽的價格理論對當年的物價改革有影響嗎？從趕超戰略變為比較優勢戰略，大衛·李嘉圖的學說重要嗎？人們應如何評估國際貿易大循環的觀點？產權制度到底怎樣影響了國企改革？更具體一點，為什么公眾對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耳熟能詳，但對《道德情操論》卻知之甚少？這些歷史光譜的變動，可以窺見一個國家轉型時，是怎樣調動和運用知識資源的。

　　對于這種現象，與其用“接受就是誤讀”來解釋，還不如把問題回歸到基本。前些時候持續不斷地對“主流經濟學家”的爭論，固然有改革進入“深水區”后現實利益各方的反彈，但是也讓人追問“經濟學為何”和“經濟學何為”這兩個根本問題。

　　“人之像于時代，甚于像于父親。”經濟學史一般以亞當·斯密的《國富論》(1776年)為濫觴，但問題就隨之而來，為什么是18世紀催生了經濟學這門“學科”，而后，這門“學科”又是怎樣演變成“科學”的呢？

　　回到歷史現場，經濟學其實是作為道德哲學分支開始的。1751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教授邏輯學，一年后，改教倫理學，1759年，他有關道德的講稿《道德情操論》引起了廣泛關注。而幾乎就在同時，愛爾維修那部對“重農主義”產生深刻影響的《論精神》發表，并引起了軒然大波，因為它提出：帶來快樂即為善，造成痛苦即為惡。在爭論中，包括休謨、哈奇森(斯密的導師)都卷入其中。

　　對于經濟學來說，這個主張獲得了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追求個人幸福最大化的“經濟人”成為基本假設。第一位重農主義者魁奈在《經濟表》中稱：“用最小的公共代價獲取最大量的快樂，乃是最完美的經濟行為。”羅蘭·斯特龍伯格在其《西方現代思想史》中稱，古希臘人重智慧輕幸福，古羅馬人重權力，中世紀人推崇圣潔，誰也無意把現世成功作為理想。但經過了17世紀的理性世紀，到了18世紀的啟蒙年代，經濟學開始有了進入之門。用伏爾泰的話說，1760年前后，大家都厭倦了戲劇和警句妙語，而開始大談小麥。

　　之所以回顧這段歷史，其實想說明，中國的改革經歷了同樣的考問。清理“地面”從來就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即使日后看起來多么理所當然。比如說欲望與道德之辯、計劃與市場之爭、政府與市場之界等等。在改革開放之初，首先要破題的是“經濟人”和“理性人”這個最基本的前提，對于中國的經濟學家或者任何推動改革的人士，首要任務就是要把人從“單位人”、“社會人”、“道德人”的禁忌中“營救”出來。

　　當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展開時，主政者擱置“大生產”與“小生產”之爭，而是直接把經濟理性和部分權利讓渡過農民，無疑是明智之舉，這既是對危機的清醒認識，也是對民間創造的主動回應，更是對經濟學基本前提和假設的確認。回顧當時的爭論，很難說有什么經典學術文獻，但是對這種前提的承認，卻非常重要。不然，后面一系列變革就根本無法產生。

　　因此，在《五十位經濟學家》這本書中，不以“經濟學之父”斯密開篇，而是以“史前史”的方式進入，看似越矩，但對于深諳中國問題意識的人來講，卻容易心領神會。比如該書在談到約翰·洛克的時候就直言，洛克對經濟學的貢獻主要是作為一名哲學家對經濟學的貢獻：“他首次為私有財產和經濟活動中政府的有限參與提供了正當的理由”。

　　洛克的“私有權”理論力圖證明：當人們可以通過勞動不斷積累財產時，他們會更具有生產積極性。而在論述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時，洛克認為“個人愿意將部分權利讓渡給政府，是因為希望得到政府的保護”。也許，正是有了這些鋪墊，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才能匯合，有了看不見的道德信任基礎，才有了“看不見的手”的深刻推動。“單個的個人所盤算的也只是自身的利益，但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并最終增進了社會的利益，雖然這最終的結果并非出自其個人的意愿。”可以說，斯密這部開創性的經濟學著作全面探討了當時的各種經濟現象，并確立了論述經濟學“科學”的基本模式。它與《論法的精神》、《社會契約論》構成了那個世紀的“地面”。而這些前提，仍然是轉型中國所不能擱置之問。

　　其實，雖然被視為放任經濟的信徒，但斯密并非真的反對政府干涉經濟事務的所有作為。在他看來，政府具有防止形成壟斷、保障競爭環境的作用，而只有政府才能保護整個國家安全，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應供應公共產品。問題再推進一步，就是市場失靈時，政府會不會也存在失靈，那種“市場失靈政府補，政府失靈政府補”的認識會不會是一種幻象。這些問題由斯密開啟，經由凱恩斯，而布坎南等公共選擇學派更是深化了這方面的認識。

　　分析前些年關于斯密的研究，會發現由于需要改變當時“計劃經濟”的不可置疑的權威性，學界普遍采用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的策略，講“勞動分工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的多，而講“人們怎樣具備辨別是非的道德觀念”的少。講“看不見的手”多，而講“市場中的信任基礎”的少。“經濟學是不講道德的”，在當時固然有合理之處，但是現在必須認識到，由于缺乏相關的宗教背景，這一維度的缺失到現在顯得相當嚴重，讓人反思“增長的悖論”。

　　對于《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內在的聯系和重要性，阿馬蒂亞·森有過深刻的論述，這位199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一直推動“以自由看待發展”，并由此拓寬了“人類福利”的概念——不僅包括經濟的增長，而且包含權利的擴展，只有自由的疆界得到延伸，發展才能得以成立。

　　同樣，森對經濟學的“地面清理”貢獻很大。他對“經濟人”前提闡述讓人有洞見之感，森反對將“帕累托最優”作為經濟福利的標準，他認為，如果人們確實完全按理性假設行動，那他們都將變成“理性的傻瓜”，結果可以符合帕累托最優理論的，但往往可能是災難性的。比如說，既然只有減少富人的收入及其效用才能改善某種狀態，那么少數人非常富有而多數人挨餓的情形也應該是帕累托最優的。對于歧窮仇富爭論不休的當代中國，森的言論應該是一服解毒劑。

　　雖然本文著重探討了經濟學家是如何“清理地面”的，但這本書實際上更像一本簡明的經濟學家評傳。這份起于托馬斯·孟終于加里·貝克爾的名單，肯定會遭到不少質疑。為什么羅伯特·歐文會在上面？這是份政治哲學的名單，還是經濟學的圈地？如果是這樣，為什么韋伯不在上面，雖然他被認為是一個社會學家？這也許是每個排行榜的命運。和《五十位經濟學》相類似的《當代十二位經濟學家》的作者沙克爾頓說，這種排名就像把他們組成一個球隊，每個人穿著不同顏色和樣式的古怪

　　這本書沒有太多“影響的焦慮”，也缺乏弒父的緊張，但無疑有對話和回應。拓展公共空間和建構凝聚社會的共識是一個并行不悖的過程。也許人們有必要重新回味凱恩斯的一句話，“這只是觀點，而不是既得利益，而后者無論對真理和謬誤都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