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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稿／朱榮林
計劃模式走向市場模式的經濟轉型時期，與模式相聯系的制度、理念和文化均在發生激烈的變遷，其中尤以倫理文化和契約文化沖撞與融合的態勢為最。長期以來，我國以倫理文化為基礎，運用社會道德的教化和宗法力量而非成文典章法律去約束人們的行為。一旦步入市場經濟社會，原有的約束力量必然淡化，非道德現象便猶如脫韁之馬。于是，社會主
義榮辱觀面臨嚴峻的挑戰，物本主義發展模式正在將人與人、人與自然和人與未來的關系，從公共道德的平臺引向“邊際道德”的軌道。其價值取向不是從國家的整體利益考量，而是以個體的收益為基準，其結局必然是道德迷失，榮辱不辨。
首先看一看市場競爭之中的國家觀。國家利益應當成為一切競爭行為的終點。愛國與害國，僅一字之差，其天壤之別取決于行為主體的國家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中國企業正在走出國門去拓展市場。但是，企業之間不顧民族利益的同胞相殘的“價格戰”頻繁發生。繼我國摩托車、肉雞、柴油機在海外市場上的“價格戰”之后，我國兩家科技型公司分別通過與印度當地合作伙伴關系，在共同參與一個網絡項目的爭奪戰中，不惜損害對方在印度的形象。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當日本企業看到東南亞對計算機的需求出現擴張勢頭時，便有分工地去拓展市場：NEC公司主攻泰國市場，擠占了80%的IBM市場份額；日立公司和NEC公司合力進軍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市場；富士通公司則單兵獨進菲律賓市場，使企業各得其所，民族利益得到維護。按理，我們這兩家具有市場專業眼光的大公司，明知國際電信市場正處于成長期，發財的機會將接踵而至，犯不著如此急迫地火拼。個中原因，還是榮辱觀的迷茫所致。海外市場上的“同室操戈”，是國內市場上“同根相煎”的延伸。在我國吸引外資的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為政績工程驅動，往往不惜采取低價供給資源的辦法展開爭奪外資項目，其損失通過地方財政向納稅人轉嫁。又由于缺失必要的監控手段，不僅使外商通過其全球供應鏈關系向海外轉移利潤，而且以其優勢逐步擠壓我國企業的發展空間。面對此狀，不少地方政府竟“以德報怨”，給予外商“零地價、免稅收、保回報”的待遇，模糊了投資與舉債的界限。
其次再看一看財富積累中的道德觀。我國古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之說，闡明了合法致富光榮，非法致富恥辱之理。當前，我國合法致富面臨三道考驗：一是誠信之道。進入21世紀，缺失誠信的制假行為已成我國頑癥。發達國家的企業間逾期應收賬款占貿易總額的比重約0.25%-0.5%，而我國則高達5%以上。隨著社會交換關系的復雜化和市場關系的擴大化，誠信已經成為維系交換關系和市場秩序的一種資源。一旦誠信缺失，社會稀缺資源的高效配置將無法實現；二是生態之道。我國目前污染密集型行業規模相當，其中鋼產量約占世界總量的25%，煤炭產量為31%，水泥產量為40%以上，相當于美國的8倍。資源和能源高消耗的必然結果是污染高排放，其代價是國人健康水平受到影響；三是“陽光”之道。非“陽光”致富手段除尋租斂財、賣官取財、逃稅聚財之外，新近的一種手法是以外逃資本充當“外資”，通過“返程投資”騙取境內中國企業的未來收益。這種所謂的“外資”受到部分地方政府的青睞，并在不斷擴大自己的“地盤”，其最終風險將導致我國資本項目管制失靈，國際收支嚴重失衡。
第三看一看經濟擴張之中的節約觀。節約型社會的重點在于資源的節約和集約利用，其中尤以土地資源、水資源和礦產資源為最。其緊迫性從一組數據中便可窺其一斑：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國600多個城市中，有400多個城市供水不足，預計到2030年我國將成為全球嚴重缺水的國家；我國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每年流失量近1000萬畝；礦產資源我國人均占有量只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專家預測，50年后除煤炭之外我國幾乎所有的礦產資源都將嚴重短缺。但是，資源短缺與資源浪費的現象依然并存。目前，內地建設用地產出率普遍只達數百萬甚至數十萬元／公頃，而香港高達6.91億元／公頃。專家們認為，節約型社會既要提高資源效率，即集約利用；又要降低國民經濟發展對資源的依賴程度，即節省資源。與之相對應，要杜絕政府浪費和制度性浪費。前者是指一種“揮霍性”建設項目。一位美國學者曾以北京某傳媒大樓為例，批評其投資規模與功能要求嚴重背離，認為投資規模概算是實際投資需求的10倍。制度性浪費是指城市建設缺失科學規劃而導致建設性的破壞，往往是建了又拆。除規劃因素外，有人可以從浪費中獲利。這種不義之利，顯然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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