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美術館舉行的俄羅斯畫展就像一場美夢，令人難以置信，可以成為未來幾年里全球各國文化藝術展覽秀的展品質量標準。在中華世紀壇舉行的意大利文藝復興展雖然在展品上略遜一籌，但是其展館設計也會對北京今后的博物館展覽有所啟發。
大約從上個世紀末開始，我國進入了一個博物館建設的高峰期。在博物館最多的北京，政府將在2008年之前投入巨資，興建30座大型博物館，使北京地區的博物館達到150座，這
是繼1950年代“十大建筑”之后，北京出現的第二次博物館的建設熱潮。而在全國各地紛紛興建的博物館更是出人意料，有的千奇百怪。對一個正在令人暈眩的速度中尋求自我身份的國家來說，這些博物館提供了零散的界碑，在彝族人的起源、中國機械制造的歷史、成千上萬堆積在一起的匾額、石雕、玉雕和紫檀之間，通向歷史原貌的道路尚未真正成形，然而博物館所造就的對知識的尊敬和些許恐慌，卻是非常有益。在全國2000多個博物館中，每年不過一億多的游客駐足，是全國人口的十三分之一。而在美國，博物館本地客年流量是6億多人，是其全國人口的3倍。和書籍購買，和閱讀量一樣，這些比較隱蔽的數字才是一個國家創造力的衡量標準，因為失憶者是不會有創造力的。
但是，在一個熱衷于堆積的時代，人們開始重新討論博物館的功用和形態，因為歷史是無窮盡的，而資源是有限的。博物館，在最早的希臘詞源中是mouseion，意思是“繆斯的座椅”。起初，博物館原本是哲學學院或者供人沉思的地方，到了古羅馬時期，拉丁語的museum就變成了僅僅供哲學討論的地方。此后，僅為知識和政治精英所用的博物館歷經種種變化，成為“用來獲得、保存、研究、展出并對那些有科學性、歷史性或者藝術價值的物品進行教育性解釋的建筑物、地點或者社會公共機構的建筑物”。事實上，許多博物館已經無法激發任何討論了。
寬泛的現代博物館體現的是博物館在過去100來年里的民主化過程，今天，任何人都可以參觀乃至建立自己的博物館，我國天津、長沙等地已逐步開始鼓勵興建私人博物館。我國新出臺的《文物法》就為這種可能性鋪平了道路，因為僅以一國政府之力，龐大的博物館建設始終是吃力的，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而且，僅僅來自政府的教育是遠遠不夠的。
“為什么如今我參觀博物館的時候，會經常覺得有點惱火？”——在3月17日的《泰晤士報》上，小說家和記者James Delingpole發表了他的一篇獲2005年“Charles Douglas家族紀念基金獎”的文章，文章回答的是基金會提出的一個問題：“博物館何用？”這個問題困擾人們已久。
在一個全球財富急劇增長的年代，越來越多的各學科學者們都開始關注博物館的問題——收集和呈現的政策和政治，博物館的歷史以及展覽會的本質和功用。對學者們尤其是藝術史學者來說，這意味著他們將關注重點從分析的方法論和肖像學，轉向對藝術品的所有權、制造和批判性接受等問題的關注。為了質詢物件在社會中的作用，藝術史學者已經開始考察藝術品和觀眾之間的關系，以及藝術品一朝離開畫室，在空間和時間中巡游時產生的多重意義。自1683年英國Ashmolean博物館向牛津大學學生第一次開放以來，博物館那種“與國家和教堂平起平坐”的地位第一次遭遇挑戰——雖然國家和教堂的地位早已被無數次地重新定義，而博物館依然在自己的位置上安然不動，甚至自我繁殖，就像威爾士詩人Dylan Thomas在故鄉一座褪色的衰敗博物館中感嘆的那樣：“這個博物館應該進博物館了！”
在那些反省博物館功用的學者們看來，第一要務不再是急于考證作者和藝術品的真假，而是質疑“意義”的固定本質。事實上，外在環境和歷史條件能夠造就對一件作品的不同解讀，因此不斷改變作品的本質和作用。只有在考慮到這一點時，博物館，這個繆斯的座椅，才能真正讓繆斯在這個座椅上安坐百年，為一代代人提供靈感。問題多如牛毛，首先就是博物館自身的動力和能力問題。在我國現有館藏1200萬件文物中，真正展出的也很少。南京博物院藏品有41萬件，而常年展出的僅有5 千件，不足1.25%；故宮博物院有藏品近百萬件，但常年展出與觀眾見面的不足一萬件。這里面既有體制的作用，也有博物館自身舊習的作用。沒有變革動力的博物館很容易變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神秘龐然大物，腹中積蓄千年不化的食物，在城市中心呼呼大睡，落滿沙塵。
是的，很難回答這些問題：什么是必須收藏的；什么可以放棄(我們畢竟不可能儲藏所有的歷史，就像意大利符號學家艾柯所描述的和帝國一樣大的地圖一樣，對當下時代的完全復制會把當下時代完全覆蓋)；應該以什么方式向不同時代的人們呈現同樣的作品(尤其在數據時代提供了穿越空間和改變藝術品形態的可能性時)；如何讓博物館保持生命力，保持每個時代人們呼吸的聲音，而不是隨同死者一起變冷……
但是，在考慮這種種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明白，種種反思不應該讓我們墮入鍍金時代的習慣性功利思維，而只是為了增加博物館的活力。畢竟，博物館是超越任何時代的功利標準的。就像James Delingpole所說的那樣，經過一番痛苦的思考，他發現：“問題不在于回答對博物館工業的那些質疑，問題在于質疑本身。提出質疑的行為本身，意味著你假設博物館的存在合法性必須由其實用價值來證明；它意味著，文化是可以被度量的；意味著博物館可以屈服于成本效益分析；意味著它應該被國家(如果按照當下的政治理念)認可。但是博物館是超越所有這些胡說八道的。至少它們應該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