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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鋼鐵大王、著名的慈善家卡耐基曾經說過，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件很恥辱的事情，而慈善能夠改變人的面貌。比爾。蓋茨就是被慈善改變面貌的一個典型。
中國人“達則兼濟天下”的精神追求，本來是與慈善捐助十分貼切的一個理念，但已經作了兩屆中國慈善榜的胡潤卻始終認為，尋找中國的卡耐基仍是一件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通常人們認為，最富的人應該是捐贈最多的人，但以往的經驗表明，中國有很多富人，但沒有幾個可以堪稱“慈善家”的富人。而更為可悲的是，個別本應代表社會良知的媒體同仁，不去對公民的慈善精神褒而揚之，反而在胡潤“2006中國慈善排行榜”公布之后，去對慈善者的真金白銀左質右疑。這僅僅是對慈善事業國際規則的所知了了嗎？還是有意“跑題”，拿名人開涮以換得一些眼球？至少，我們從某位所謂“資深報人”的文章中，讀出了一股酸溜溜的仇富心態。
有數據表明，中國每年的慈善捐款額度在GDP中的占比，還不到萬分之二，而發達國家一般是我們的100倍。可見，中國太需要像余彭年、楊瀾、黃如論等諸多名士，去引領中國的慈善事業。這或許不僅僅是為了一些慈善的捐助、扶弱濟困，同時也是為了他們能把國外成熟的慈善事業運營方式，牽入中國。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媒體應當為慈善事業做些什么？在我們看來，至少不應讓行善者如履薄冰，讓后來者畏而不前。
其實，這里有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值得國人深思——為什么中國的慈善事業如此落后？是什么妨礙了國人的慈善之心？
或許讓我們去看看“希望工程”的困境就不難發現根源。在中國現有的慈善體制下，“希望工程”所獲捐款絕不可以用于投資，它們所得捐贈，都是認捐者和被捐者之間一一對應的即時捐助，而“希望工程”組織自身的辦公開銷，只能通過賬戶上短暫停留現金的利息支付。這筆錢能有多少？就算每天其賬戶上能有1億元的現金，按當下大額存款的利率，一年下來也不過300多萬元的收入，如何支持龐大的機構運作？
實際上，類似“希望工程”這樣的經營方式，目前在國外，只有那些廣泛接納社會小額捐助的開放型慈善基金才適用，而大額的、以社會名人自辦的封閉性慈善基金早已變成了經營機構，與一般經營機構不同的是，慈善基金的收益將按規定投入到特定的慈善事業，受益人是社會而不是個人。
所以，在評價或質疑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是不是首先應當搞清事情的來龍去脈？這顯然是我們媒體人最基本的職業操守。
但愿，小小的一場“風波”不至于使胡潤“2007年中國慈善榜”擱淺。也但愿中國剛剛開始的慈善事業茁壯成長。(艾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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