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建設的經濟學解讀

　　作為未來中國經濟的最厚重板塊之一——“新農村建設”隨著被稱為“2006年1號文件”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最新亮相已清晰地浮出水面。這一由區域政策、產業政策和分配政策多路宏觀力量組合，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拓展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黨建五個建設方面構造的非常愿景，不僅是中國“全面小康”與“和諧社會”的生花妙筆，而且將撐托出未來中國經濟的一個巨大增長空間。

　　“新農村”版本

　　從銅器工具的出現到鐵制工具的推廣，從大機器的使用到信息技術革命，社會經濟的腳步在不同時代生產力的作用下一路提速快行。興盛的工業、繁榮的商業以及日漸亮麗的城市，都以自己驕傲的生態不斷對經濟文明作出完美的詮釋和圈點。然而，只要我們對經濟發展的過程稍作整理，就會發現廣袤的鄉村田野并沒有隨著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復興而出現日新月異的變化，農村成為了縈繞在經濟歷史長路中始終難以輕松的詠嘆。

　　挑戰自然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20世紀20年代早期，被稱為“新儒家思想先驅”的梁漱溟先生，在孔老夫子的家鄉山東挑頭發起了一場以文化教育為主導的“鄉村建設運動”，并很快在廣州、河南等地進行了一系列的試驗和努力。然而，梁先生對農村的“哲學式關懷”并沒有最終博得農民的呼應，以致其幻想的新農村圖景不折自廢。不過，令梁先生備感欣慰的是，10年之后，自己曾經未竟的事業得到了更大規模的傳承——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的晏陽初先生帶領數十位大學教授、博士舉家遷往貧困地區河北定縣，在那里開展了長達10年的鄉村建設運動。可惜地是，這場旨在運用現代知識對農民進行“衛生、文化、生計、公民”四大教育進而達到根治“弱愚窮私”四大頑疾的高尚行動，由于在指導思想上過多地依賴于西方文明，從而缺乏對中國問題的整體關照，最終還是未捷身退。

　　對于中國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而言，關注民族與國家命運的思想遺風似乎從來沒有因實踐的坎坷而淡化。70多年后的今天，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為代表的國內知識界人士再一次踏上了晏陽初先生曾經暢想過的河北大地。在那里，這些頭頂白絲的專家學者不辭勞苦，全力扶助農民成立合作經濟組織、創辦老年人協會并組織農民開展各種文娛活動。用溫鐵軍先生的話說，在商品經濟背景下搞農村建設的目的就是增強農民同外界的集體談判能力，并最終取得平等的社會地位。

　　與溫鐵軍教授一樣，為建設“新農村”奔走呼號多年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設想極具操作性。在林教授看來，農村的落后主要是基礎設備與公共條件使然，因此改變農村必須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并且應當以政府投資作為主導。雖然林毅夫至今并沒有像溫鐵軍那樣開墾出一塊“樣板田”，但其政策主張似乎越來越多地被實踐所映襯。

　　長三角地區——中國區域經濟最富活力的板塊， “新農村建設” 如今正被地方政府演繹得風生水起。蘇南的“農田向規模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規劃，浙江全省范圍內的“萬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義烏的“大五化”(農業產業化、工業園區化、農田標準化、農民知識化、城鄉一體化)和“小五化”(農村社區道路硬化、路燈亮化、衛生潔化、家庭美化、環境優化)行動以及南京地區的“五好”(規劃建設好、經濟發展好、生態環境好、鄉風民風好、文明和諧好)“兩個推動”(推動民營經濟加快發展，增強農村經濟實力；推動農村環境整治、改善和提升生態環境)實踐都從不同的角度展示出對農村歷史以及建設理念的超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展開的韓國“新村運動”如今已經成為國際輿論一致認可的成功典范。20世紀60年代，在重點扶持產業發展和擴大出口政策的作用下，韓國工業獲得了快速發展。然而，在其整體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的同時，卻引發了城鄉之間發展嚴重失衡、城鄉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在這種背景下，韓國政府歷經10年時間，總共投資2.8萬億韓元，集中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同時發展農產品加工為主要內容的農村工業。經過40多年的韜光養晦，在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過程中，實現了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

　　中國今天的城鄉格局與20世紀60年代的韓國有著驚人的相似。所不同的是，如今的中國政府不僅僅策劃和樹立起了“統籌城鄉”的重大方略，而且在我國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元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日臻發達的現實背景下，農村進行新一輪擴張無疑獲得了非常厚實的經濟依托。顯然，集歷史與國內外經驗之大成的中國“新農村建設”將會變得更加的豐滿與燦爛。

　　尷尬而殘酷的現實

　　28年的中國經濟改革狂瀾不僅蕩滌了農民的小生產思維，而且拋棄了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生態。于是，在歷史發生變化的瞬間，我們聽到了“農民工”進城的洶涌腳步聲，看到了“黑土地”上拔起的紅磚瓦房，還有華西村、南街村等一個又一個的耀眼“明星”跳入到我們的眼前。但是，如果以此為據，得出中國農村蓬勃發展和經濟繁榮的結論，那么你就大錯特錯了。

　　彌漫在我們周圍的權威且沉重的信息很難讓我們對農村給出樂觀的結論。 “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最高達10.7倍”，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發布的消息令人愕然。“中國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在1995年時為2.5倍，到2003年時擴大至3.23倍，如果考慮到城鎮居民獲得的各種轉移支付和補貼等，實際的收入差距則達5倍”，國情分析專家、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的研究結論振聾發聵。“必須看到，當前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在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業基礎設施脆弱、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決好‘三農’問題仍然是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重大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入木三分的分析如重石擊心。

　　城鄉間落差源于制度性扭曲。在中國難以割舍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農業始終扮演著“輸血”的角色。計劃經濟時代，每年高達上萬億元的價格“剪刀差”讓農業長期處于被掠奪地位；即便是改革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為了支撐起日益膨脹的工業盤子(除了城市工業外還有鄉村工業)和急速蔓延的城市擴張，農業與農村又以大面積的土地流失這一最典型的原始資本積累方式被抽筋盤剝。對于中國農民來說，也許最值得自己高興的就是如今含辛茹苦打曬出來的糧食等農產品能夠順利賣出錢來，可他們怎么也不會想到，在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追著農產品價格一路攀漲的情況下，從農業身上制造出來的微薄剩余價值卻幾乎被高昂的生產成本吞噬殆盡。按照經濟學的分析，決定一個商品的價值量是生產該商品所花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在價格的市場博弈之中，由于受到“制度性”壓迫，糧食等農產品價值很難真實體現出來。

　　農業最終產品的被低估直接導致了中國農民至今未能逃出貧窮的魔窟。時至今日，中國仍有3000萬的赤貧農民。聯合國駐華機構曾在《中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進展情況》的評估報告中這樣寫道：“從農村人口的收入增長率來看，中國已經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每年5.7%降到2002年的3.7%，而在這期間正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但農業人口的收入增長率反而下降了。”“從人類發展指標看，上海跟葡萄牙這樣的發達國家是接近的，但是西藏和貴州的農村地區只相當于非洲的納米比亞或加納這樣的貧窮國家”。

　　其實，正如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在2005中國最發達縣域經濟論壇上所指那樣，當前農村發展最突出的問題除了農民收入水平明顯偏低之外，基礎設施的匱乏和文化、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嚴重滯后同樣成為國際輿論廣泛詬病的話題。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對中國作出了如此動人心魄的描述：“由于中國實行衛生體制的社會化改革，有70%～80%的農村人口沒有醫療保障，導致成千上萬嬰幼兒和農村人口等弱勢群體不必要的死亡。”社會保障的缺失集中表現為政府投資行為的失衡。資料表明，2004年全國公共衛生總費用4300多億元，政府投入590億元，其中84%投入城市地區，而投入農村地區的費用僅占16%。

　　與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一樣貧瘠的還有鄉村教育事業。同中國教育改革整體式微相比，目前中國教育最大的悲哀恐怕是農民子弟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失去公平機會。我們姑且不論那些多如牛毛的農村失學兒童和輟學初高中生，僅以筆者所在的大學為例，每年新生中20%的農村貧困學子所組成的校園“黑色風景”總讓人無法得到片刻的安寧：平均每天只有2～3元的生活費，冬日里沒有棉衣包裹的單薄身軀，還有在城市孩子面前始終難以抬起頭來的自卑……，所有這一切無疑是農村、農民在整個社會失去公允的微縮。

　　國際經驗表明，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伴隨農業衰落和農村凋敝的現象比較普遍。而這種生態結果在長達數十年“以工哺農”的中國體制環境作用下尤顯劇烈。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承認，只要農村還是貧困、愚昧、絕望的汪洋大海，那么部分地區的繁榮將成為漂浮的冰山，而我們的未來將籠罩在不確定的陰云之中。

　　發展思路的切換

　　“三農問題”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等第一代新中國領導就在上下求索，在新中國成立后，一共頒發過8個與三農問題相關的“一號文件”，其中5個“一號文件”發布于1982年至1986年。內容基本上是關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5個文件把農民從人民公社體制中解放出來，農村開始繁榮，農民也從千年固守的鄉村社會解放出來。然而從1996年開始，農民人均純收入連年直線下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卻大幅增加。看來包產到戶帶來的生產力解放的能量基本釋放殆盡，發展中又遇到多重新生矛盾。

　　在新世紀中能否徹底解決“三農問題”，數億雙眼睛盯向中央高層，2005年3月，溫家寶在全國兩會上充滿深情地誓言，“共產黨人一定會走出這一怪圈”。

　　“農村穩，則社稷穩，農村固，則江山固。”三農問題得到空前的重視，這從中央連續三年頒發的三個一號文件可以看出。

　　2004年10月，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工業應該反哺農業，城市應該支持農村。”這標志著中央高層已經在探求以工補農，重新構造初步工業化所付出的代價——城鄉兩個反差鮮明的社會。

　　2004年，中央發布一號文件，解決農民增收問題，2005年又發布了一號文件，將大范圍、大幅度減免農業稅。2006年的一號文件含金量最高，要在幾個方面進行改造，需要大量的財政轉移支付。

　　尋找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們開出了琳瑯滿目的藥方。其中有一種觀點十分流行：通過加快城市化的節奏，吸納農民向城市轉移，從而推動農民的富裕和農村的發展。的確，城市化是一國經濟發展不可逆轉的趨勢，國家的經濟現代化也主要表現為人口的城市化程度。然而具體到中國而言，試圖通過城市化的提速來帶動農村發展，至少從近期來看遭遇到了不少的齟齬。首先，中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的稟賦約束和政策約束已經客觀上形成了對城市化擴張的空間壓迫；其次，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并沒有隨著已經進入城市而改變原有貧弱的經濟地位，他們仍然生活在十分惡劣的工作和物質環境中；第三，即便是松動了城鄉戶籍管理制度，農民成為“市民”或“準市民”，但城市中高昂的生活開支、子女教育費用以及住房成本等都是他們目前根本無法承受的，何況在就業方面還受到城市失業人員的競爭性擠壓。

　　其實中國農民并不存在離開農村的原始沖動，之所以還是選擇了背井離鄉涌入城市，除了農業比較效益低下外，主要是農民失去了如同城市居民那樣的社會生活保障和生活環境。但只要上述問題得到了改善，農村自身所能形成的發展能力并不亞于城市化作用于農村的外部拉力。因此，解決“三農”問題的最好方案恐怕還必須回到農村。

　　德國賽德爾基金會在山東省青州市南張樓村已經進行了長達15年的“巴伐利亞試驗”支持了我們以上的判斷。這項被稱為“城鄉等值化實驗”的目的就是解決怎樣能把農民留在土地上而不是一股腦兒涌向城市。15年中，德國人共計投資了450萬元人民幣，集中用于實驗村環境的改善和基礎設施的完善，使得昔日“不靠城、不靠海、不靠交通要道、沒有礦產資源且人多地少”的南張樓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里，雖然村民住房多為簡樸、舒適的平房，但全部柏油化的街巷把這個大村分割得井井有條；工業區、文化教育區和生活區也是錯落有致。生活區安靜，沒有污染；教學區獨立，不受干擾；工廠區則是水、電、路齊全。目前，南張樓村年人均純收入達6000元，農業成為農民的副業，而企業生產成為正式職業，許多企業還為農民工買了養老、醫療保險。而一個特別吸引人眼球的數字是：“巴伐利亞試驗”項目實施前，南張樓村居民是4000人，現在還是4000人。

　　人們也許可以懷疑“巴伐利亞試驗”的普遍性，但有一點我們必須面對：到2020年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即使降到45%，仍會有近7億人，到2030年這個比例下降到30%，還有5億人生活在農村。宏觀政策的設計顯然不能脫離這一最基本的主調。

　　值得欣慰的是，與以分權為主旨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和以減負為核心的農村稅費改革，各自只是突出枝節修補相比，“新農村建設”的方案將更具系統性和綜合性。即從2006年開始，由政府牽頭，利用公共財政資金向農村投資，將開展四大工程建設。無疑，“新農村建設”形成了對公共財政支付的強大需求。而這一點已經在高層形成了共識。最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明確表態，中央財政今后將通過轉移支付途徑重點支持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邱曉華公開承諾，政府在今后一段時間將把國債的主要部分、國家政策性金融的主要部分，集中投向農村基本設施。誠如斯，一個"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農村走到我們面前也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與農村一起飛

　　從改革長路一路走來的中國經濟采擷到了GDP年均增速超過8%的豐收果實，但同時也遭遇到了通貨緊縮的嚴峻挑戰。有權威分析報告表明，從2006年開始，我國的商品零售物價指數將由正轉負，實現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因素正在受到客觀性修正。

　　拉動中國經濟上一輪急速擴張的出口和投資已日漸式微。城市鋼鐵、水泥、汽車以及房地產，由于明顯的投資過熱已經出現了產品過剩，并且成為產業政策風險警示的目標，它們對國民經濟的“發動機”作用日顯疲態；出口方面，加入WTO五年來，中國所擁有的存量需求能力得到了迅猛的釋放，而且隨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不斷加大，今后出口增幅必然降低，通過出口增長拉動經濟發展的可能性逐漸喪失。這種情況決定了內需式消費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救命稻草”。不過，作為強大消費力量的城市居民消費，已經出現了明顯的邊際遞減趨勢，依靠城市居民的增量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剩余空間顯然不大。因此，啟動占全國總人口69.6%的農村消費就成為中國經濟未來的希望。

　　這種推理在“新農村建設”中獲得了比較充足的解讀。以家電產品為例，目前農村每百戶居民彩電、冰箱、洗衣機三大件的擁有臺數分別是城鎮居民擁有量的30.1%、12.2%和25.2%。造成這種消費狀況的原因是農村電網老舊，電壓不穩，而且電價高昂，同時電視信號微弱，有49.7%的農戶沒有自來水。但新農村建設后，若每百戶農村居民對上述三大件產品的擁有量，每提高10%，市場需求量就可以增加2300萬臺。不僅如此，以新農村建設為主要內容的農村道路、電網 、自來水建設項目一般較小，使用的物質投入以國內企業供給為主，對擴大內需的直接刺激作用十分明顯。

　　據此，國家相關部委已經在農村打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組合拳”。國務院在前不久下發的《國務院關于促進流通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指出，國家鼓勵優勢流通企業用連鎖經營方式完善農村流通網絡，開展農產品連鎖經營試點。對試點企業開具的普通發票作為進項稅額抵扣憑證；對試點企業建設冷藏、低溫倉儲、運輸為主的農產品冷鏈系統的，可以實行加速折舊。商務部提出要在全國部分縣市開展“萬村千鄉”市場工程建設試點，計劃三年內在試點區域培育25萬家農村連鎖超市。日前，商務部已會同財政部共同下發文件，對參與“萬村千鄉”市場工程的企業給予資金支持。

　　顯然，對于國內生產企業和流通企業而言，“新農村建設”無疑是一次重要的市場機遇。有專家算過這樣一筆賬：未來五年中央財政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至少為3萬億元人民幣，根據政府的“投資乘數”原理，僅此一舉就可以為相關企業制造5～6萬元的投資空間。與此同時，作為農業產業化鏈條最重要環節的龍頭企業建設，也將成為今后政府引導企業投資的重點。如果國內企業參與到農業產業化的過程中來，并能在玉米加工制品、乳制品、肉類制品、果品、蔬菜等基礎產業上率先突破，完全可以拿到50～100億元的年銷售收入業績。

　　不過，我們想再次呼吁，如同許多人感情上并不能接受將“新農村建設”看成是擴大內需的“救急”之舉一樣，當經過重新武裝后的農村釋放出眾多市場機遇之時，國內企業面對渴望發展、祈求脫貧的農村和農民，應該更多扛起的是社會責任。也許只有這樣，才能真實凸顯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時代內涵。

　　(作者系廣東技術師范學院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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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農村四大工程建設

　　·產業支撐建設。包括大力提高農業科技創新和轉化能力，通過深化農業科研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國家創新基地和區域性農業科研中心，鼓勵企業建立農業科技研發中心，改善農業技術創新的投資環境，發展農業科技創新風險投資，加強農業高技術研究，繼續實施現代農業高技術產業化項目；加強農村現代流通體系建設，積極推進農產品批發市場升級改造，促進入市農產品質量等級化、包裝規格化；鼓勵商貿企業、郵政系統和其他各類投資主體通過新建、兼并、聯合、加盟等方式，在農村發展現代流通業；積極發展農產品、農業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連鎖經營，建立以集中采購、統一配送為核心的新型營銷體系；積極推進農業結構調整，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調整優化農業結構；加快建設優勢農產品產業帶，積極發展特色農業、綠色食品和生態農業，保護農產品知名品牌，培育壯大主導產業；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著力培育一批競爭力、帶動力強的龍頭企業和企業集群示范基地，推廣龍頭企業、合作組織與農戶有機結合的組織形式，讓農民從產業化經營中得到更多的實惠；加快發展循環農業，大力開發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農業技術，重點推廣廢棄物綜合利用技術、相關產業鏈接技術和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技術。

　　·農民增收工程建設。即充分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按照國內外市場需求，積極發展品質優良、特色明顯、附加值高的優勢農產品，推進“一村一品“，實現增值增效；穩定、完善、強化對農業和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適應農業生產和市場變化的需要，建立和完善對種糧農民的支持保護制度；加大力度改善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扶持龍頭企業帶動貧困地區調整結構，拓寬貧困農戶增收渠道。

　　·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加快農村能源建設步伐，在適宜地區積極推廣沼氣、秸稈氣化、小水電、太陽能、風力發電等清潔能源技術；加強村莊規劃和人居環境治理，重點解決農民在飲水、行路、用電和燃料等方面的困難；加強宅基地規劃和管理，大力節約村莊建設用地，向農民免費提供經濟安全適用、節地節能節材的住宅設計圖樣。

　　·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即建立健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2006年對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全部免除學雜費，對其中的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課本和補助寄宿生生活費，2007年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大規模開展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擴大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陽光工程實施規模，增強農民轉產轉崗就業的能力；積極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工作，到2008年在全國農村基本普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逐步加大公共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投入，探索建立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與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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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2006年中央關于三農問題一號文件

　　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主題是“促進農民增加收入”，提出了“要建立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制度”。這個文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關于農民增收的一號文件，提出了9個方面22條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文件從農業內部、農村內部和農村外部三個層次，提出促進農民增加收入的有關政策，決定降低農業稅率3個百分點、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實行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大型農機具購置補貼政策。

　　隨后，又出臺了保護耕地、加大農業投入、嚴格控制農資價格和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4項保障措施。在中央一系列惠農政策帶動下，當年糧食播種面積開始恢復，到2005年，糧食播種面積達15.6億畝，兩年共恢復面積7300萬畝，扭轉了糧食面積連續下滑的勢頭。農民從“兩減免、三補貼”政策，直接得到451億元的實惠。

　　2005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見》，提出把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作為2005年農村工作的主題，按照“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思路，出臺了27條惠農政策，除強調穩定、完善和加強行之有效的政策外，還提出進一步擴大農業稅免征范圍，加大農業稅減征力度；加快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各級財政新增的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用于農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等一系列新政策。

　　2005年僅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就超過3000億元，全國有28個省份在2005年免征農業稅。而2005年農業和農村經濟也邁出新步伐，糧食生產達到9600億斤以上，比上年增產291億斤；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增加300元以上，增長約6%。

　　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主題。包括十大重點：

　　·由中央財政每年增加500億元，用于興建農村基礎設施，堅持投入10年，力爭全面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

　　·由中央財政每年增加300億元，用于興辦鄉村衛生事業，力爭用5～8年的時間，徹底解決農民看病難的問題。

　　·由中央財政每年安排500億元，用于鄉鎮以下農村義務教育和資助貧困學生上大學，在農村全面實施兩免一補，全面改善農村中小學辦學條件，徹底解決農民子女上學難的問題。

　　·全面加強鄉鎮政權建設。擬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憲法中有關鄉鎮政權的內容進行修改，通過全面建立鄉鎮政權的民選、民評、民監督等運行機制，把鄉鎮政權建設成為真正的民本政權，使之由目前對上負責徹底轉變為對下負責，從根本上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主體。

　　·每年增加500億元，用于保障鄉鎮政權的正常運轉，各級地方政府也要逐年增加對鄉鎮的保障。縣級政府要把鄉鎮干部的工資福利待遇納入統一預算，由縣級財政負責統一發放。

　　·從2006年起，鄉鎮黨委政府的任期改革為5年，在任期內，如無特殊情況，不得對鄉鎮黨委政府的領導成員實行調動和撤換。確需調動和撤換的，必須經過嚴格的法定程序。省、市黨委政府不得直接向鄉鎮下達工作任務，各級黨委政府的工作部門無權向鄉鎮下達工作任務。以確保鄉鎮黨委政府能夠集中精力解決三農問題，全身心地為農民服務。

　　·從2006年開始，對于農村的各種投入，將分年度由財政部直接下撥到鄉鎮，不再經過各級政府和部門周轉。國家

　　·切實加強鄉鎮

　　·加快實施鄉鎮

　　·由各級政府部門在農村收取的各種行政經費，由縣鄉兩級分享。其中，鄉鎮分享的比例不得低于80%，用于補充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經費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