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把歷史的主體交還人民

　　張清華/文

    與幾年前比，莫言最大的變化是頭發少了。他的額頭原本還有些頭發，現在變得稀少多了。記得四年前，當我與一位朋友在北京平安大街的一家咖啡館里與他見面的時候，他的一綹額發上，居然還別著一只不易察覺的黑色發卡，那是用來固定從一側梳過來的頭發的。如今，他那碩大的頭顱，我感覺是越來越大了。

　　保持飛行的高度

　　莫言的作品總量接近六七百萬字了，其中長篇小說已經超過了十部。

　　這不是一個尋常的數目。一個偉大作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是否在其龐大的“作品家族”之上，建立起一個屬于他自己獨特的“作品世界”。在當代作家中，莫言最具有持續的創作能力。與大多數同代的作家相比，當別人已從一個拋物線的高點逐漸降落的時候，他依然保持著足夠飛行高度，而且呈現出驚險的高難度動作。

　　可以說，正是由于莫言和他的幾個同代作家的存在，中國當代文學才保持了其精神的屋脊和應有的高度。

　　這不是危言聳聽。1960年代出生的小說家們，雖然富于不俗的文學觀念和新鮮的技巧，但在構建偉大作品的能力上，在創造規模敘事和表現宏大理念方面，卻給人以孱弱之感，格局總有些狹小。這使得標注當代中國文學之精神高度的重任，始終壓在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們身上。

　　按照“代際”與創造力的正比關系來說，不但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們已逐漸度過了黃金年華，就連下一個年代的作家們，也已經漸漸步入中年，可是格局還是依然未變。這是很有些尷尬意味的。

　　與土地之間的“緊張”關系

　　莫言有著吃不飽的貧瘠的童年，卻也有著一個富有和奢侈的童年。對于一顆敏感的心靈來說，他的喑啞黯淡的鄉村所給予他的財富，同給予他的苦難和挫折、壓抑和饑餓一樣多。除非土地，什么東西可以這樣慷慨？可反過來說，哪里的土地不是一樣博大和寬厚，誰的童年不是一樣地相似，歸根結底是緣于他那顆心。

　　莫言和土地的關系是這樣一種“緊張”的關系：他對土地的愛和“恨”幾乎是一樣的多，是土地給了他豐厚的記憶、經驗、才華和靈氣，但也是土地給了他磨難的童年、貧瘠和殘忍的心靈創痛。宗法世界的溫情與暴力、善良與惡毒、希望與幻滅始終是一樣多的。和魯迅等先代作家所經歷的一樣，正是這樣一種關系催動著他的愛心和激情，去書寫那拯救和沉淪、創造和死滅、批判與頌揚的博大命題。

　　這是非常奇妙的，猶如一座神殿的建立和一扇魔窗的打開：世界的綻放、存在的敞開和生命的起舞，都是自動涌現的，莫言看到了這個深邃和生機勃勃的世界，也更無遮障地深入到人的內心世界之中。就像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中所寫到的那深秋大地上的愛情故事，還有少年的“牛犢戀情結”一樣，它們在高密東北鄉的地瓜和蘿卜被燒烤出了芬芳的氣味之時，達到了幻想中生命的高潮——“透明的紅蘿卜”是什么？是少年“黑孩”渴望成人的、在他潛意識中突然勃發起來的“性能力”的隱喻，這能力后來由于兩個成年男性——“小石匠”和“小鐵匠”的兩種不同的優勢(壓抑和去勢)而消失，留下了難言的抑郁和悵惘。人類學的思想使這篇小說成為了足以觸及人性最隱秘之地的詩，但這是一首人人都感到美妙、卻很少有人曾經真正讀懂的詩。莫言在這里完成了一次“人類學場景”中關于“兒童性經驗的合法書寫”，他沒有簡單和庸俗化地理解弗洛伊德，就像人類學家沒有庸俗地理解弗洛伊德一樣。

　　我相信這是天賦，是對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能力所導致的，是豐富的民間文化、鄉村生活經驗、原始思維在土地神話和鄉村傳說中的廣泛遺存所影響和鑄就的。從這個意義上，是莫言首先復活了當代小說中的“大地”，使它顯現出繁茂的生機。“高密東北鄉”的“紅高粱世界”，即是這大地的顯形和載體。它對莫言的小說寫作來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當代小說的標高

　　莫言迄今最重要的作品應該是這樣幾部：長篇處女作《紅高粱家族》(1986)，又十年之后的《豐乳肥臀》(1995)，新世紀之初的《檀香刑》(2001)。這既是他創作的個人峰值，也堪稱是當代小說的若干標高。

　　《紅高粱家族》好比是一場旋風，攪亂了當代文壇原有的沉寂，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它的激情洋溢夾敘夾議的敘述，不斷來回顛覆和穿插倒置的時間線索，它所塑造的集土匪和英雄于一身的充滿野性生命與創造力的人物，它的民俗文化與民間精神的狂歡式的張揚，它對現代和當代歷史的原始真實的追思和逼近，它對這一歷史的原有敘事制度與框定人們思維的套路的爆破粉碎，它的抒情詩一樣急速前行摧枯拉朽如泥石流般的語言，都造成了地震一般的效果。

　　這也許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紅高粱家族》開創了當代中國文學直接與西方“對話”的范例。當然，這一點當然也得益于張藝謀電影改編的推動，但如果沒有莫言小說所創造的濃郁的“東方情境”，對民族傳統文化在新語境下的張揚，也不會有一舉成功的電影《紅高粱》。某種意義上，當代西方人的“東方想象”，是從這部小說和由小說派生出來的電影開始的，它對中外文化與文學交流所產生的影響，無論如何高估也不過分。

　　《豐乳肥臀》是一部自問世以來飽受爭議的小說。除了囿于道德偏見的膚淺理解，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批評界的誤讀和曲解。我認為，正是這部小說使莫言登上了新文學誕生以來漢語小說寫作的精神巔峰，因為它不但實踐了莫言“作為老百姓寫作”的理想，把一個世紀的歷史從政治和權力手中交還給了民間，還塑造了一位偉大的母親，一位飽經磨難、備受欺凌又收容一切的民間母親，一個繁育生命、創造一切又和原始自然不可分割的大地母親。某種意義上也正是這樣一位偉大的母親，提升了這部小說無與倫比的境界。在漢語新文學的歷史，何曾有過這樣一位具有創世意義和悲劇典范意義的母親形象？

　　作為一部書寫現代中國歷史的小說，我以為《豐乳肥臀》在貫徹一個作家的歷史良知方面，體現出了最大的勇氣，在接近民間的真實和人民的意志、“老百姓”的意識方面，達到了“最大的限度”。它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充滿血淚和詩意的波瀾壯闊的書寫，是無人可比的；它對人民和知識分子命運的深切關注和感人描寫，它的秉筆直書的勇毅與遍及毛孔的銳利，在所有當代文學敘事中堪稱是首屈一指的；它在把歷史的主體交還人民、把歷史的價值還原于民間、在書寫人民對苦難的承受與消化的歷史悲劇方面，體現出了最大的智慧。

　　《檀香刑》可能是莫言小說中迄今“藝術含量”最大的一部小說，也是他的風格大變的一部小說，但與《豐乳肥臀》比，它就只是一部“奇書”或者“類書”了，比《豐乳肥臀》這樣的作品，還是“人為”地稍遜一籌。這樣說或許不盡公平，但在美學的品質上，它們顯然是經過了一個從崇高到荒謬的“滑落”。同樣是悲劇，但一位偉大的母親和一位風塵式的“婦人”，卻使她們分別列入了兩個“品級”。甚至前者的粗礪和龐雜也成為了它作為天籟之響的一部分，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但是《檀香刑》所顯示的作家的敘事才華則是無可爭議的。在這部小說中，他設置了一個奇特的矛盾，一個戲劇性的人物關系與敘述結構，我把這個關系叫做“一個女人和她的三個爹之間的關系”。在這個關系中，殺人者(公爹)與被殺者(親爹)、統治者與其工具(錢丁)、權力與民間(孫眉娘)，幫兇和知識分子，這些不同的社會勢力糾結到了一起，成為盤根錯節甚至血肉相連的因素，它們共同構成了“將刑罰變成狂歡”的力量。通過這些關系，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現代文明與民族情結、權力階層的利益與知識者的良知等等觀念性的東西，也產生了尖銳多向的沖突與矛盾糾結。

　　不過，比之魯迅的“吃人”主題，莫言的小說中又增加了“當代性”的思考——他試圖揭示東方的民族主義是以怎樣的堅忍和蒙昧，來上演這幕民族的現代悲劇的；它要見證，鄉土與民間的“貓腔”同強大的鋼鐵的“火車”鳴笛混響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土地上，上演了怎樣的滑稽的喜劇；它要揭示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根性的內部，是什么力量把酷刑演變成了節日和藝術。

　　與外部世界的對話

　　在最近的十幾年中，莫言與少數幾個當代中國作家，已成為產生了重要的國際影響的人物。當我2000年在德國客座講學時，曾看到海德堡的弗里德里希中學的孩子們，每人手中都有一本德文版的《憤怒的蒜薹》，我想這也許是莫言本人最不起眼的一部長篇了，但居然也成為了一所歐洲中學的外國文學專題課程的讀物，可見其影響之巨。

　　我常問歐洲的朋友們：你們最喜歡的中國當代作家是誰？十有八九回答是：莫言和余華。我問，為什么喜歡這倆人？回答是，感覺和我們的經驗最接近……我不解，又問，要是說余華和你們的經驗最接近的話，我相信是的；但莫言所書寫的是一些特別東方化和中國化的東西……他們說，這很正常，東方人和西方人不都是一樣的人嗎？

　　我于是明白了，也許“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這樣一句話的意義，不在于民族文化本身的重要性，而在于人類本身的共通性。莫言對文化的理解的確有了更大的深度，他也許一直在尋找當代中國人與外部世界、與西方文化的對話途徑，而且也確實找到了，這是一種很有效、很生動和直觀的、很深入和多面的對話方式。我想，這是莫言真正成為一個大作家的標志，他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同時又充滿著人類共同性的東方文化的書寫，他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批判和弘揚、搗毀和確立、超越和歸根，無論對中國和世界來說，都絕對不是一件小事。

　　這是他接連獲得重大國際獎項——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