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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樹志
隨著古裝電視連續劇的熱播，乾隆皇帝的形象也成天在我們眼前晃悠，他看起來似乎平易近人、善解人意、溫文爾雅。“戲說”歷史固然有趣，但“誤導”的負面效應卻不可忽略：一個歷史上陰險狠毒、色厲內荏的獨裁君主卻被熒屏巧妙地掩飾了過去，以至于少不更事的孩子們居然認為以前的皇帝都很可愛。
歷史上的乾隆皇帝，號稱“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發動了十次戰爭，窮兵黷武，勞民傷財，把“盛世”的家底耗盡，清朝在他手上由盛轉衰。為了沖淡武夫形象，他極力附庸風雅，舞文弄墨，寫了幾千首詩，收藏歷代書法精品，到處題字，彷佛是一個極有文化修養的儒雅之士。然而，在這迷人的表象掩蓋下，他的另一面卻是一個文化專制主義的狂熱推行者。帝制時代的獨裁君主都推行文化專制主義，而以清朝為最甚，清則以乾隆為最甚。這樣說，決不是夸張。
文化專制的突出表現就是大興文字獄，對知識分子的詩文吹毛求疵，捕風捉影，無中生有，上綱上線，動輒殺頭抄家充軍。文壇上，一片肅殺之氣。康熙時，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當局認為有“政治問題”，遭到嚴懲，主犯戴名世被殺頭，株連親戚朋友幾百人。五十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次舊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大興冤獄，殺害了71歲的舉人蔡顯，株連24人。
事情的起因并不離奇。蔡顯的詩文集《閑閑錄》出版以后，被邀功的小人揭發，說是其中有“怨望訕謗”之詞。那么所謂“怨望訕謗”之詞是什么呢？說來可笑，不過是蔡顯引用古人《詠紫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盡稱王”。詩的原意無非是說，紅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稱為上品，是奪了牡丹的“正色”，是“異種稱王”。如此而已。那些官僚們竟望文生義，強詞奪理地指責蔡顯含沙射影，“奪朱”是影射滿人奪取朱明天下，“異種稱王”是影射滿人建立清朝。
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明德把這個案件上報皇帝，主張按照“大逆”罪，凌遲處死蔡顯。乾隆皇帝仔細看了高晉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隨同奏折附上的《閑閑錄》，下了一道圣旨，把凌遲改為斬首，同時對高晉、明德大加訓斥。這是什么道理？難道他大發善心了嗎？非也。原來他從《閑閑錄》中找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之類字句，以為蔡顯是在發泄對現實政治的不滿，而高晉、明德查辦此案時竟然沒有發現這類字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他在圣旨中狠狠訓斥這兩個封疆大吏，是“有心隱曜其詞，甘與惡逆之人為伍”，故意縱容包庇、同流合污，需要承擔一部分罪責。因此把蔡顯由凌遲改為斬首，意在警告大臣們，以后經辦此類案件，務必處心積慮地收集罪證，不能有所遺漏。結果，蔡顯和他的17歲兒子被處死，幼子及門生多人充軍。原因就是一句吟詠牡丹的詩句，以及一句反映事實的大白話：“戴名世以《南山集》棄市”。
在大興文字獄這點上，乾隆皇帝比他的大臣要厲害百倍。這從“字貫案”可以更加清楚。舉人王錫侯，為了給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減，編了一本《字貫》。這種事情，在現在看來十分尋常。殊不知，這一舉動在當局的眼中，已經屬于“大逆不道”。因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欽定”的，王錫侯膽敢擅自刪改，便是一大罪狀。何況《字貫》沒有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諱，構成另一罪狀。不但王錫侯遭到嚴懲，書板、書冊全部銷毀，而且經辦此案的江西巡撫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
江西巡撫海成受到牽連是為什么呢？原來海成在向皇帝報告時，說有人揭發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貫》，實在狂妄不法，建議革去王錫侯的舉人功名。但他并沒有細細審查《字貫》本身的文字是否有問題。乾隆卻很細心，看了海成的奏折后，又仔細審查了隨同奏折附上的《字貫》。發現事情并非尋常狂誕之徒妄行著書立說那么簡單，他在《字貫》序文后面的“凡例”中發現，王錫侯居然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廟諱”，以及他自己的“御名”，也就是玄燁、胤禛、弘歷之類，毫無避諱的開列出來。他認為這是“深堪發指”、“大逆不法”之舉，應該按照“大逆”律問罪。但是，江西巡撫海成僅僅建議革去舉人，大錯特錯。盛怒之下，他給軍機大臣發去一道諭旨，狠狠訓斥道：海成既然經辦此案，竟然沒有看過原書，草率的憑借庸陋幕僚的意見上報。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內容，就在該書的第十頁，開卷即見。海成因此被革職查辦，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海成是貫徹乾隆的文化專制主義最為賣力的人，是各省禁書的始作俑者，備受皇帝信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自掘墳墓栽在查辦文字獄的“失察”上。
王錫侯當然要按照皇帝的諭旨重新審問，留下審訊筆錄十分滑稽，其中的片斷如：
——官員問：你身為舉人，應該知道尊親大義，竟然敢于對圣祖仁皇帝欽定的《康熙字典》擅自進行辯駁，另編《字貫》一本。甚至敢于在編寫凡例內把皇帝的御名毫無避諱的寫出來。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王錫侯答：因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我精減為《字貫》，無非是為了方便后生學子。書內把皇帝御名寫出來，目的是要后生學子知道避諱，實在是草野小民無知。后來我發覺不對，就把書內應該避諱之處，重新改板另刻，現有書板可據，請求查驗。
盡管如此辯解，既然皇帝已經說“人人得而誅之”，王錫侯自然難逃一死。
根據《清代文字獄檔》，從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獄53起，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到處都充斥著以文肇禍的恐怖氣氛，迫使知識分子遠離現實，躲進故紙堆里討生活。此外，人們似乎忘記了這樣一點，乾隆時代由大興文字獄進而發展到全面禁書、焚書；開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就是一個禁書、焚書的過程，禁毀書籍達幾千種。無怪乎一代宗師孟森要感嘆：“明清之間著述，幾遭盡毀”，“始皇當日焚書之厄，決不至離奇若此”！
透過歷史的真相，以古為鑒，乾隆皇帝的另一面，難道可以用鋪天蓋地的“戲說”來加以忽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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