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浙江發生了什么》

　　母親是幸運的。她看到的西湖，是一個從豪門權貴手中搶回來的完整的西湖。

　　兩年前的初冬時節，我陪向往人間天堂半個世紀的母親游西湖。不消半天光景，她就倦怠疲乏得邁不動腿，抱怨中含著驚喜地問我，西湖為什么這么大？

　　2002年春天之前的西湖，遠沒有她看到的那么大�！耙话胛骱�一半笆，筑笆都是官

宦家�！蹦习�5千米長的湖濱景觀，被高墻聳立的官字號人家，切割得支離破碎。1980年代初，一個自杭州市府出發的臨時性組織，還沒叩響權勢人物的宅門，就在我們想象的嘆息和氣餒聲中鎩羽而歸。仰仗于后儒家民主的威儀，那些沾滿遺老遺少氣息的宅邸，終究沒有脫過世紀門檻，從西湖堤岸的視野中消失了。

　　未能捕捉到西湖公共資源民間化的細節，是“新聞眼”的憾事。我始終以為，那些宅邸的消逝，遠比魯迅先生眼中雷峰塔的倒掉更具價值。想象中工人揮舞器具砸毀官家磚瓦的身影，是浙江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影像。

　　寫一本記錄2000年前后浙江民主的書，就這樣伴隨著遺憾和對彌補遺憾的心緒，慢慢滋生。

　　我不否認還湖與民是政府這個“守夜人”的功德，可我堅信，浙江民主創新的活力，源自一個新生的私營企業主階層，一個裹挾在GDP當中緩緩綻放的市民社會。所以，敘述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民主生活，便是本書的意旨所在。當金錢的影響開始及于國務，商業成為躋身權力之門的新階梯，這個新興階層的民主生活，就不復是一個孤立的存在，我的敘事，也就不僅僅是羽翼漸豐的私營企業主們如何染指民主政治的個體敘事，而必然包含著剪不斷的公民社會的人和事，間或還有些許人民倫理的國家敘事。

　　國家的事也好，民主的事也罷，這些“大詞”看上去莊重嚴肅的刻板面孔，幾乎都不是事情發生時的原貌。正如我母親那日看到的西湖南部堤岸，綠草茵茵，花木扶疏，遙想往昔墻垣雜陳，宅邸密布，其間變化殊非要員講話和紅頭文件那般大義凜然，國土莊嚴。黃仁宇說，發生在我國朝廷之上的若干易于被歷史學家忽略的末端小節，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的大事的癥結，和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所以，我循著新聞記者歷史觀的一貫思路，從一個個人物、故事和細節，翻開我的浙江民主報告。

　　回到我母親游湖時歇腳的華僑賓館。過去，它是名義上“全民所有”的賓館，當下，它是“廣廈”董事局主席樓忠福治下的一處產業。就在胡錦濤當選中國國家主席的2003年，樓以全國人大代表的手指，以我們的名義，觸摸了選舉國家主席的電子設備。20年前，當胡主席出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時候，樓忠福還在距西湖百余公里的一個鄉鎮企業爭做泥瓦匠的領頭人。

　　非獨樓，問問走進人民大會堂的浙江富豪們，被喚作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共黨代表的他們，過去有多少不是皮匠，貨郎，裁縫，村支書，工人，或者集體小企業的帶路人。

　　華僑賓館右前方一幢傍水的

　　據說，綠城集團董事局主席宋衛平曾在這里和一班足球記者喝茶。這個最喜歡令狐沖的歷史系畢業生，于2000年后的足壇掃黑運動中，向球迷們展示了民主的足球敢與體育總局官員公開叫板的新生活。

　　為宋助陣的，還有民間資本介入的杭州媒體。我好多次坐在湖畔居，聽浙江民間資本染指傳媒的故事。資本的介入，沒有掀起意識形態領域的顏色革命，卻篡改了浙江的文化制作方式。傳說中，傳媒大亨默多克為推托他國領袖早餐會而發愁的戲說，常常叫那些試圖進軍媒體的浙江老板們猛然張開的嘴巴，過好一會兒才能慢慢合上。艷羨歸艷羨，他們認真費心思去做的，不過搞個影視基地，拍部電視劇，開一個書城而已。

　　幾乎所有的私營企業主都在努力厘清“參”執政黨之“政”的邊界。搞清楚這一切，將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他們參與政事的深淺和場面。過去的經驗，早已說明，是否參政，怎樣參政，與擁有財富的多少不存在必然的對應關系。生活像唐僧一樣單調的徐冠巨，躋身于浙江省領導的班底時的財富，即便在他老家蕭山那個彈丸之地，連個探花都撈不上。

　　雖然浙江富豪們在國有機構被禁止到西湖開會的時候，已將集團年會謀劃到了澳洲，他們的文化和精神背景依然是本地的，浙江的，中國的。我母親不認字，卻知道去西湖要看岳王廟，看看奸相秦檜跪了千年的狼狽相。我不能確切地知道，《說岳全傳》 對忠奸的傳統道德宣示，究竟在浙江富豪們識字不多的心靈世界，刻制了怎樣的印痕，但我時常感受到《三國演義》這些前儒家文化中的善惡權謀，以及中共在50年內對待剝削階級起伏不定的態度，均在無聲地規約著他們的言行，是他們呈現在商業世界里的知識、道義和經驗儲備。

　　走進私營企業主這個既被人蔑視又受人逢迎的權勢階層，我們發現他們身上流淌的并非十五世紀威尼斯商人的資本主義的血，至少不完全是。從馮更生對胡雪巖的敬仰，我們看到的更多是紅頂商人的智慧，他們對民主的認知，可能并不比數百年前逼迫國王減稅的英國新興資產階級高明。

　　真的沒有必要美言或者擔心他們的民主欲求。別忘了，他們生活在一個半個世紀以來連最平常的人類本能、個人進取心以及企業家精神都不時遭到壓制的社會。盡管伴隨西方自由市場經濟而來的民主潮流，拍擊商業世界不下20年，舊的文化價值譜系、舊的民主政治觀念，縱使明確護佑他們權益的憲法修正案，也未將之輕輕抹去。

　　觀察浙江私營企業主咸與政治的民主生活，我覺得他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家，最多只是介入到民主政治領域的紳士。橫店集團董事局主席徐文榮沒讀過多少書，卻被中共中央紀委請到杭州培訓中心，講授共同富裕的道理。他們似乎天生就知道，謀取政治權威和鄉村道德權威的雙重承認，才有可能讓自己的路，走得更遠�！凹潯钡奈兜�，是我們把他們參與的民主生活，詮釋成財紳民主的大部分理由。盡管，將他們視為“紳”，怎么看都像是對紳的別解。

　　事實上，還沒有走出鄉村社會的新富階層，對海選村官的競逐，又何嘗逃離財紳民主的圈圈。如果真的要區別開來，那我們只能說，城里的大資本家玩大民主，鄉下的新富耍小民主。當鄉村道德權威遜位經濟能人，我們發現了一個在富裕中的初步生成的公民社會。

　　故而，我對西湖真正還湖與民的第二年，《寡頭》和《世紀大拍賣》在中國引致的恐慌，有些不以為然。確如作者之一在致中國讀者的中文版序言中所說，急切地希望從1990年代俄羅斯向資本主義的瘋狂進軍中得到某些普遍適用的政治和經濟結論，還為時尚早。盡管富人用金錢耍弄民主的猙獰，與轉軌時期的俄羅斯寡頭，有著諸多皮相上的相似。

　　浙江私營企業主的民主生活，很多時候是為生活中的利益而爭。黃巖人在撤市為區的憤怒中斗爭9年的執著，并非爭取政治上的民主，即使罷免了人大常委會主任，終極追求依然是經濟和生活的盤算。我是欣賞這樣的多元利益表達的。想想，沒有對生活民主鍥而不舍的追尋，政治文明將是何等的輕佻和虛妄？

　　我們大可不必擔心，民主會讓浙江的私營企業主階層影響到政治。承認民主，就應該容忍并接受利益集團對國家政治施加影響。執政黨政權非常鞏固的中國，罕見試圖破壞現有秩序的私營企業主。浙江私營企業主的人大代表工作室，看起來像個西方的議員工作室，骨子里還是幫忙不添亂的周旋心態。那些參政的私營企業主，對地方官長們的戒心，并不遜于窮人對富人的警惕。所以，我從不害怕浙江村社民主舞臺上的重重黑幕，我真正覺得緊張的，是法治規約的缺席。

　　2005年初，我偶然看到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上報道浙江鄉村民主的故事。我始終懷疑美國記者藏不住的傾向性，使他們不能很好地傳達他們在浙江鄉村的民主見聞。或許，他真心希望他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像26歲的法國青年托克維爾在全世界傳播《論美國的民主》一樣。我在電腦上敲打評述浙江民主的文字時，一再以托克維爾的話警醒自己：要讓觀點以事實為依據，而不能硬要事實遷就觀點。

　　擬定寫作提綱之前，我曾在西湖邊的一個茶社里，與致力公法研究的人們，討論過我在表達觀點之前必須回答的幾個問題：浙江的民主究竟有著怎樣的特征？浙江的民主和浙江經濟的發展，有著怎么樣的因與果？浙江的民主是不是中國民主的未來？從浙江的民主看中國民主的未來，會不會再現俄羅斯式民主的厄運？

　　我在書中要言不煩地回答了這些問題。它們分散在緒論和“三問”中。從“村社民主”到“財紳民主”到“誰的民主”，我在三個部分設計了三章“三問”：浙江是浙江，中國是中國？他們會變成俄羅斯式的寡頭么？民主，浙江有機會嗎？我在這些自問自答中，毫無保留地兜售了個人的體認和判斷。余下的十二章，是我作為一個新聞記者的客觀記述。新聞記者忠于事實的品操守則，迫使我記述民主故事的時候，從不敢像報告文學作家那樣合理想象。何況，轉軌時期的民主生活本身，遠比小說精彩。

　　一個徜徉在民主理論中的人，總癡想著在發現一個新世界的同時，發現新的理論。很遺憾，我沒有做到。過去的一年里，我翻閱過大量講述民主理論的書，從西方學者集體寫就的《民主的歷程》，到本土學人，時常去西湖邊散步的浙江大學博導河清著于法國的《民主的烏托邦》。看的越多，心思越亂。我無法由過去和現在的民主體制的歷史對比分析，創制出新的理論，也不可能援引古希臘城邦共和時期的羅馬民主史，去闡明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融入民主生活的歷程，即便是和中國同樣國土遼闊民眾貧窮的印度民主史，也難以與浙江的民主作恰如其分的比擬。

　　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我相信，民主的生命在于經驗而非邏輯，當代的民主原則大概只能從當代的具體歷史條件中發現。倘若以三權分立和媒體作為“第四種權力”的民主原則，衡量浙江民主中的革故鼎新，我們對為人類經驗所檢驗過的真理的感受，將是五味雜陳，譬如，以新聞的編輯獨立原則，考量溫州人大監督和輿論監督的合謀，就難以用歡迎的姿態，迎接這個既有利于人大代表履職，又受到底層民眾普遍贊譽的民主新事物。

　　的確，浙江的民主，還在半路上。但我執著地相信，民主將在全中國范圍內普遍地不可避免地來到。雖此，我不停地告誡寫作中的我，避免被美好的期待遮蔽發現黑暗的眼睛。通讀的人們將會發現，我寫的不是一篇頌詞，盡管我格外欣慰于財富引來的浙江民主的變革。半年前，我拜會自東瀛歸隱于西湖畔的林來梵教授，他在自己的辦公室，浙江大學憲政研究所，懇切地說：我們在由近及遠的民主觀察中，可以充滿喜悅地期待，但不能放棄戒備。

　　當多元民主勢力閃現在我的眼前，我對財富民主的警惕心態，稍稍變得松弛。我見過一個在西湖邊長大的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她堅持以勞工代言人自居，不懈地為那些已喪失主人公感覺的工農大眾代言。我還見過為一個桌子上擺著《契約論》的溫州官員，曾為競選村官的新富們設計過一個旋即被市府廢除的制度緊箍咒。他們是財富民主的擁躉，卻不肯包庇財紳民主的黑與灰。他們期待西湖不僅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窮人的。

　　以今天的情態觀察之，西湖既是窮人的，又不是窮人的。舊時代西湖南岸被官商權貴分割蠶食的景象，已被執政黨的民本思維所摧毀。我跟做了一輩子尋常百姓還在做百姓的母親說，自南宋建都杭州千年來，沿湖而居一直是特權者的身份的象征。聽說身邊就是

　　舊式權貴和他們的后人遷走了，不知在西湖附近居住了多少代的窮人，也被“拆”字攆走了。住在均價每平方米萬元以上的新房子的主人們，推開窗戶就可以對著西湖吟詠“濃妝淡抹總相宜”。前些日子，母親對去年秋天去杭州工作的堂妹說，你可要找個有錢的婆家，要不，西湖再好，你也待不住呀。

　　母親不懂得民主的道理，一輩子也沒有投過一次票�？伤�知道，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設若我為之關注的浙江的民主，只能讓窮人在富人的天堂講述賣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斷橋邊白娘子的故事再動人，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