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回八十年代詩歌

　　唐曉渡/文

　　詩的黃金年代

　　時過境遷回頭看，再不懷舊的人大概都會認可，1980年代是一個詩的黃金年代，也許是新詩有史以來最好的年代。這么說和詩歌在其時社會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關系不大，更

配得上“黃金”意象的是詩在改革開放的歷史語境中厲行自身變革所煥發出的那種勃勃生機，所呈現的那種發展勢頭，所貢獻出的一大批重要作品和詩人。一位老詩人曾經斷言，迄今為止的新詩人，將來能站得住的恐怕也就三四十個，而1980年代出來的會占到半數左右。我同意他的看法。

　　在我自己，我把完整地親歷1980年代的詩歌變革，和諸如完整地經歷“文革”、完整地目擊蘇東劇變和全球范圍內的“冷戰”結束一樣，視為個人精神成長史上的一大幸事。

　　1980年代詩歌的核心是回歸和伸張詩歌本體，探索新的可能性，因為此前很長一段時期，詩完全落入了功能化、工具化的窠臼，必須為這個服務，為那個服務，卻忘了自己是什么。近來有研究者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他發現在1987年出版的《中國當代實驗詩選》中，幾乎所有的入選詩人在自己的詩觀中都會談到“生命、語言和詩的關系”，問我是否注意到了這種“眾聲喧嘩”中的“異口同聲”，又問“生命”、“語言”是否當年非常強勢的話語？我說當時出現那種“異口同聲”現象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回到生命，回到語言，回到詩本身”正是那一代詩人不約而同選擇的突破口。至于是否當年的強勢話語，那要看相對什么；如果是相對當時的主流話語，倒不如說它們更多體現了“邊緣”的聲音。

　　然而，正是這些邊緣的聲音，或來自邊緣的沖擊，使詩歌在整個1980年代以加速度的方式不斷發生內部裂變，其影響甚至遠遠超出了對既往詩歌秩序的顛覆和變革。所謂“朦朧詩”的崛起，包括與此有關的論爭，實際上是當代文藝復興的先聲；而“第三代詩”的狂飆突進，無論在什么意義上都是當代文學的一大奇觀，“絕后”不敢說，但肯定“空前”。回首那一時期的民間詩壇，真可謂風起云涌，氣象萬千。這既是壓抑機制下長期積累的詩歌應力的大爆發，也是詩歌自身活力和能量的大展示。

　　說到“內部裂變”，當然也包括一部分屬于“歸來派”的前輩詩人。他們沒有像年輕人那樣大叫大嚷固然是出于更持重，但恐怕也是因為更沉重。像牛漢先生那樣，即便在最困厄的情況下也能保持住本真的詩心和語言，畢竟是不多的特例，更多的則要在曾經的脫胎換骨之后，再來一次化蛹為蝶。去年邵燕祥先生出版了集少作、文獻和自我評注為一體的《找靈魂》，這是我記掛多年的一本書，因為早在1980年代中期他就說到要編撰這樣一本書了，記得初擬的書名是《一個抒情詩人的死亡》。二十年后讀到，反思已成紀念，但意義卻并未為之稍減——這是有關一個詩人的命運之書，也是有關一代詩人的命運之書。

　　如今“詩迷”已近于“珍稀物種”，1980年代那會兒可是遍地成堆，其人數或許不如后來的流行歌迷那么多，但狂熱的程度卻毫不遜色，以至更甚。1986年《星星》詩刊主辦“十佳青年詩人”評選，頒獎時的場面那叫火爆：葉文福被沖上臺來的詩迷者們抬著往天上拋，顧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對個人崇拜”，北島則不得不躲到了后臺。我聽說有個小伙子幾天中一直跟著他們，最后掏出一把匕首猛地戳進自己的手背，說：“我要用我的血，讓你們看到我對你們、對詩的熱愛！”

　　說實話我從來就不喜歡類似的場面，如果有誰斥之為“有病”，我會馬上附議；但我仍要隔著冷漠的逝川，再次向那些已成故事的詩迷們致敬。這不僅是因為沒有他們，所謂“詩的黃金年代”就會變得殘缺不全，還因為隨著年齒漸長，知道無“迷”不“病”，此乃人之本性和環境互動的產物，普遍存在，與時俱化，樞機巧妙各不相同而已。相較之下，遍地詩迷雖未必比遍地“錢迷”、“權迷”更值得贊美，卻也未必更值得嘲弄，兩相抵消，前者尚余下一份無用的審美激情，不值得致敬一下嗎？

　　好詩打人

　　詩是什么？似乎越說越說不清。但任何一個迷上詩并與之交道的人，腦子里都始終會有一個關于詩的概念。這概念最初既與閱讀經驗有關，也與有意無意接受的教育和熏陶有關，再往后，就取決于各人自己的悟性和修煉了。

　　我們這一代人最初的詩歌概念大多來自《革命烈士詩鈔》、《紅旗歌謠》和艾青、聞一多、郭小川、賀敬之等人的詩。當然也讀一些唐詩宋詞和不多的外國詩，普希金、萊蒙托夫、聶魯達、馬雅可夫斯基等，底線是“革命民主主義詩人”。動筆習作則多從學填舊體詩詞開始，這大概不全是文化遺傳的緣故，也和毛澤東有關。寫新詩則多為四行一節、隔行押韻，音節大致整齊的半格律體，有時也用“樓梯式”。食指在精神上被稱為“當代詩歌第一人”，但寫法上基本未跳出界外。北島1981年第一個公開指出當代詩歌面臨著“形式危機”。

　　我早在1970年代初當工人時就開始胡涂亂抹些自以為是的“詩”，但直到1979年初在《今天》創刊號上讀到北島和芒克的詩，才似乎找到了北。那感覺像是被誰揍了一頓，卻又自覺打得親切。不僅是自由的心靈寫作，也包括形式上的革命。從前的寫法開始顯得單調乏味，而一些過去遵奉的“經典”也突然褪色，以至變得可疑。

　　1982年初到《詩刊》，成了一個職業的詩歌工作者。最初幾年在作品組看自然來稿，后來又到評論組。那時人們自發的詩歌熱情之高，每天都至少有5大麻袋的詩稿，10多名編輯按照行政區劃分工負責。上班讀，下班也讀，成年累月地讀，都讀木了。有時甚至會生出遠離詩歌的念頭，因為遠離才能更好地接近。

　　但也往往是讀得一點感覺也沒有了的時候，好詩就會跳出來打你。于堅就是我從自然來稿中發現的。最早讀到他的來稿中有這樣的詩句：“煙囪冒煙了，大家去上工。”當然不會僅僅因為這兩個句子，但確實是這兩行樸素之極的句子一下子擊中了我。好多朋友都是這樣從一首詩、幾個句子，甚至一個打眼的意象開始交往的。這或許是最典型的“以詩會友”。

　　可惜了的一個人，名字卻忘不了，叫陳青銅，因為也被他的詩“打”過，時間應該是在1983年下半年。厚厚的一疊詩稿，取材很寬。印象中陳的詩以遠取譬見長，意象強硬而有點隱晦，彼此之間很少直接關聯，只保持遙相呼應之勢，幾乎不用過渡句，整體質感非常結實而富于彈性。有的詩人能寫出很漂亮的句子，但讓人一看就能辨認出“母本”的痕跡；陳青銅的詩則顯得非常孤立，完全看不出受過誰的影響。這是成熟的標志。

　　我從中選了一些送審，期待挺高，卻意外地未獲通過。那時我們做編輯要求挺嚴，來稿不用基本都及時退還，質量差的用制式退稿信，看好或認為有苗頭的就手寫。我給陳青銅退稿時附信表揚說，你真是青銅啊，語感和句子都像青銅，瓷實，同時有一種內斂的、幽暗的光澤。我希望他能寄更多的作品過來，并保持經常聯系，然而一直沒有接到他的任何回音。

　　我記不確切稿子是否來自河北，曾問過河北的朋友。照說陳有那么好的語言天賦，不可能在當地默默無聞，但他們都不知道這個人。多年來我一直足夠留心，卻只有一次在一本民間的詩歌刊物上發現過相同的名字。讀了讀作品，確認不是我記憶中的那個陳青銅，便扔到了一邊。難道那個陳青銅被從人間蒸發了嗎？他為什么不回我的信？或者根本就沒有收到我的信？很長時間內這對我成了一個小小的謎，最終我不得不傾向于認為，這是我心造的一個幻影。假如幻影陳青銅能看到這段文字，請立刻說話，最好再“打”我一次。

　　真正的快樂時光

　　以1980年代為標志，“現代化”在中國開始真正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長期以來意識形態垂直支配的大一統格局也隨之慢慢解體。但目標明確并非意味著可以按圖施工，人們很快就找到了一個更貼切的比喻，那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這個比喻之所以貼切，是因為它突出了整個過程具有生機和危機并存的性質，并且適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在這種情況下，周期的動蕩是不可避免的，與八面來風相對稱的是氣候多變。

　　作為官方刊物，《詩刊》當然會更直接地受制于大氣候的變化，以至呈現出基本同步的曲線。對此我也有一比：它就好比是一首半格律體的新詩，必須戴著鐐銬跳舞，還得跳出韻味來。這固然無可厚非，但終究有點可悲。好在當時社里人脈挺旺，領導德高望重，同事通情達理，因此就個人而言，多的是為詩工作的平常心，并不特別感到被迫扮演角色的壓抑。

　　不過，我真正的快樂時光還是在另一個空間。直到今天，我仍會不時回味當年與各路朋友無以計數的徹夜聚談。那時大家都足夠窮，絕大多數情況下，酒是廉價酒，煙是劣質煙，菜是就市菜，最奢侈的是音樂，而更奢侈的是那嘈嘈切切的語流。每一次聚談都是一次相互砥礪，一次語言的盛宴，一次小小的靈魂節日。還有什么比如此織成的紐帶更能體現詩的自由本質，因而更可靠、更值得信賴？它們帶來的是不斷增進的理解、友愛、自信和對詩的敬畏、感激之情。

　　這也往往是我孤燈一盞，漏夜閱讀時的心情。那是另一種交談，其對象大多是所謂“詩歌江湖”上已然成名或正嶄露頭角的人物的代表性作品。美國文學史家考利有句話，1980年代常被用來指稱先鋒詩歌，說是“詩人被創新的狗追得連撒尿的時間都沒有”，可見一時風氣，亦可知閱讀的難度。如果要開列一份那些年曾大耗我精氣心血的作品名單，會是長長的一串，這里只好略過；我真正想說的是，正是這種出入于銳利的詞鋒，在沉入黑暗的郁悶和被照亮的喜悅之間轉換不定，充滿質疑、困惑、盤詰、推敲的閱讀和交流，一點點粉碎著我的詩歌成見和制式教育殘留的美學桎梏，不斷更新著我的視野，鍛煉著我的眼光。

　　由于成長背景和精神血緣的近似，在整個1980年代我更關注“朦朧詩”。人們說起“朦朧詩”往往把他們當成一伙人，一個派別，其實這個概念剛剛來得及流行開來，作為流派的朦朧詩就已經面臨解體了。最初作為“童話詩人”的顧城在風格上和舒婷的憂傷、優雅比較類似，以致他倆曾合出過一本詩集，但1984年前后二人即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差不多同時，原本曾共同傾心過宏大抒情或史詩風格的江河和楊煉也分道揚鑣了。這完全符合藝術發展的規律，說到底，個性才是一切。朦朧詩的幾個代表人物后來很快被經典化有道理的，這不是因為他們更有名，而是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寫作范式。

　　“幸存者”之靜

　　“幸存者詩人俱樂部”成立于1988年7月，籌備則要更早些。當時我、楊煉、芒克同住勁松，一次和楊煉聊天，說到應尋求一種詩人間更直接、也更日常化的交流方式，于是一起去找芒克，幾番討論，定下了名稱、宗旨、活動方式等，然后以我們三人的名義發起，邀請一批我們認為合適的詩人參加，包括多多、江河、林莽、一平、王家新、海子、西川、駱一禾、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等，后來又補充邀請了一些，共有十幾個吧。

　　當然是本著自愿的原則，事實上江河和駱一禾也確實拒絕了。一禾拒絕的理由令我敬重，他來信說他不認為這種結成群體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他傾向更小范圍以至一對一的交流。

　　俱樂部成立后主要取兩種活動方式，一是沙龍聚會，一是辦民刊《幸存者》。《幸存者》連同藝術節特輯只來得及出了三期，其中第一期還是油印的。大伏天我和楊煉打著赤膊，撅著屁股，趴在地板上，利用“文革”中學到的手藝，使噴槍一個個制作手工封面，忙得那叫不亦樂乎，完了兩人的鼻孔里外全是黃漆。

　　沙龍聚會前后大概有十余次，每次重點討論一個人的作品。先是主角朗誦演繹，然后大伙挨個兒發表看法，有時也交鋒，總之非常嚴肅認真。

　　只發生過一次不愉快。那天討論的是海子的長詩《東方金字塔》，不少人都批評他結構有問題。話趕話間，多多和海子都有點意氣用事。最后多多說：“反正你這樣寫不行。”海子反問：“怎么不行？”于是不歡而散。

　　還舉辦了兩場朗誦會。一場在1988年7月底，地點是當時尚在東便門的三味書屋。那次除了詩人，還來了不少藝術界的朋友，包括還沒來得及成大名的姜文，場面相當熱烈；不過，比起第二年4月2日的“首屆幸存者詩歌藝術節”來，可就小巫見大巫了。那次是在中戲小劇場，只有999個座位，卻來了2000多，真可謂名流薈萃，美人如云啊，進不去的只好堵在外面和兩條胡同里。

　　藝術節的內容不僅有詩歌朗誦，還有

　　唐曉渡，詩歌評論家，現為作家出版社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