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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次接觸“我思故我在”這個概念，還是30年前讀中學的時候，政治課老師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最典型的“唯心主義”觀點。我“思”的時候，我才存在；我不“思”的時候，我這個人就沒了——這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如果我睡著了呢？又或者暫時“腦子里面一片空白”呢？所以，不管“思”與不“思”，我們都確實還“在”這個客觀世界上，這
種感覺恐怕就連小學一年級的孩子都能明白。存在決定意識。無論“思”或不思，都不能夠改變我們已經(jīng)存在的事實，這就是馬克思的無產(chǎn)階級唯物主義哲學與一切資產(chǎn)階級的唯心主義哲學的根本區(qū)別——聽完那堂課，最突出的感受就是：還是毛主席說得好，哲學要從哲學家的課堂里走出來，否則不知道還要鬧出多少這一類的笑話。資產(chǎn)階級的哲學家們都是吃飽了撐著——盡胡說八道。
一晃眼30年過去了。已不再是少年的我，對“我思故我在”這句話，也早已不再僅僅停留在對字面意義的理解上了。之所以又想起這件事，是因為我要出一本文集，書名就叫《一位民企經(jīng)理人的思與說》。
為什么要將自己的“思”寫出來呢？為什么要將寫出來的“思”拿去出版呢？給自己找個理由吧！于是我苦思冥想了好長一段時間，直到要動手寫這篇序言的那天早上，終于發(fā)現(xiàn)最能說明這一動機的表述竟然是：因為“我思故我在”。
現(xiàn)在我“思”，故“有思的我”在，“無思的我”不在；一旦我“不思”了，則“無思的我”在，而“有思的我”卻不在了。由于“我”認定“無思的我”是“非我”，或者是沒有意義的“我”，所以，“我思故我在”的“我”是“有思的我”，而不是那個“無思的我”。為了我“在”，于是我“思”，為了證明我在“思”，我打開了電腦，把“思”敲了出來；為了讓更多人知道我在，知道我“思”什么和怎么“思”的，于是我找到了出版社。動機就是這么簡單。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部國產(chǎn)科教片——《宇宙與人》“火”遍了全國。科學家和電影工作者運用最先進的數(shù)字化技術，生動形象地描述了150億年來宇宙物理世界的變化，以及包括人類在內的地球生物世界的演進。影片讓人強烈地感受到了銀河系在宇宙中的渺小，太陽系在銀河系中的渺小，地球在太陽系中的渺小，以及人在地球上的渺小。在這部電影的后半部，導演不無用意地告訴觀眾：盡管人是如此渺小，但科學觀察與研究表明，在已經(jīng)了解到的宇宙“有限”部分，除了地球，人類還沒有在其他星球上發(fā)現(xiàn)生命存在的跡象，更別說是像人類這樣的智能生命。
宇宙的物質世界和生物世界創(chuàng)造了人類，而人類卻在物質世界和生物世界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了又一個世界，即文化的世界。我們知道，所謂文化的世界，是人類對宇宙萬物和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fā)展不斷進行“思”的結果。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把“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廣義地理解為“人類”自身，也絕不牽強。如果沒有了“思”的存在，人類與其他生物又有何異？
我“思”是我“在”的前提，我“思”是我“在”的意義。當我們尋找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途徑的時候，“思”已成為了生命的一部分。
雖然很早就知道“人一思考，上帝就在笑”的名言，但我卻一直沒有太在意“上帝的笑聲”。可是，自從2000年3月下旬一個春光明媚的星期天開始，陸陸續(xù)續(xù)在北大聽了十幾堂課之后，我發(fā)現(xiàn)了一件比“上帝的笑聲”更令人難堪的事：我的“思”其實早已被古往今來的許許多多人思考過至少一千遍，我的那些自認為完全產(chǎn)生于自己頭腦的“思”不過是在“部分地”重復著以往的“存在”而存在著。意識到這一點，難免使人即刻失去“初生牛犢”的那股沖勁作和得意勁兒，且著實令人痛苦。
痛苦歸痛苦，為了證明我的“在”，還得繼續(xù)尋找“思”下去的理由。于是，我又發(fā)現(xiàn)自己并不是惟一重復著以往的“存在”而存在的人。此時，我“武斷地”認為，周邊的朋友們也是在“部分地”重復著以往的“存在”而存在著的，如果我重復的“這個部分”恰好與他們重復的“那個部分”不完全重合或完全不重合的話，我的“思”因離他們近一些的緣故，也就有了重復寫和說的意義。應該坦率地說，這后一個發(fā)現(xiàn)雖然是建立在前一個的基礎上，但對我卻顯得更有意義。基于此，才有了那本《企業(yè)游戲——近距離文化觀察》的寫作與出版，以及隨后借助于不斷與前人交流之后的“思”的涌現(xiàn)——那真是一種快樂的體驗。
“對思考者而言，他所說的東西必須是思考著同樣東西的人才可以明白；對于言說者而言，他所說的東西必須是針對不同角度人的思考才有必要”(汪丁丁)。我理解這句話中有兩個關鍵點：一是“才可以明白”，即有可能明白，但未必都能明白，這要看“他”的語言系統(tǒng)在多大程度上與“思考著同樣東西的人”兼容，從而使對方達到理解的同情，并且要看對方的經(jīng)歷是否與“他”相近，從而在多大程度上實現(xiàn)同情的理解。二是為了使“說的東西”在聽的人面前有必要，“針對不同角度人的思考”的言說往往就會顯得笨拙和顧此失彼。可以坦率地說，這兩個關鍵點也正是本書的局限性所在。首先，寫出來的“思”是必須等待“思考著同樣東西的人”去理解的固化的文本，而任何固化的文本都不可能準確地表達一個人的完整思考，甚至可能由于語匯的多義性和個人語言習慣在表述手段上的局限性，難免造成某種誤讀(當然有時誤讀也表現(xiàn)為一種創(chuàng)造，即“創(chuàng)造性誤讀”)。其次，說出來的“思”是“針對不同角度人的思考”而進行的即興言說，其效果如何，往往取決于現(xiàn)場環(huán)境的氛圍和言者與聽者之間的雙向交流，所以，說出來的“思”經(jīng)過整理出來之后，已經(jīng)離開了現(xiàn)場的氛圍，也失去了語氣、語調和形體語言的幫助，因此難免成了“脫水蔬菜”——失去了原有的鮮味。
因此，我的那些或獨自冥想，或與人交流，以及說過之后被整理出來的“思”，雖然對作為個體的“我在”具有一定意義，可一旦變成任人理解的文本，我就不敢有什么奢望了。好在沒有奢望，也不會有什么失望。因為，我很清楚，一個人的思與說不過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不管那是驚濤拍岸卷起的浪花，還是泛舟蕩槳擊起的浪花，來自于江海終要歸于江海。但愿屬于我的這些浪花沒有辜負波瀾壯闊的市場經(jīng)濟洪流給予我的那些最直接的體驗；但愿這些來自實踐的鮮活感受，在闡釋社會學、經(jīng)濟學、心理學、管理學的一些基本原理的同時能夠給讀者一些有益的啟發(fā)。
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在“思”與“在”之間，我選擇了“言說”作為溝通的媒介，并以此表述一個“來過的”生命，在春夏秋冬依次走過的歲月里所經(jīng)歷的喜怒哀樂——這大概就是我的一種人生選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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