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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雪楓
2004年5月，我去西班牙出差，臨行前登錄柏林愛樂大廳網站，得知已經離任并絕癥纏身的指揮大師克勞迪奧·阿巴多將重返柏林愛樂大廳，指揮他曾經的親兵——柏林愛樂樂團演奏三場馬勒的第六交響曲，就是標題“悲劇”的那首。我深知這場演出的分量與價值，一旦親歷，必將成為一生中最難忘的回憶。然而我還是錯過了這場音樂會，因為不可脫身的
俗務，當然，入場券能否順利拿到也是“未知數”。
2005年，這場演出的錄音CD由DG發行，樂評家和音樂報刊推波助瀾，一時該錄音被奉為“傳奇”，并迅速沖上銷售排行榜的前列。據說，馬勒第六交響曲上一次上榜已是十五六年前的事情，當時的版本是伯恩斯坦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也是由DG出品。英國著名的音樂評論家大衛·古特曼不僅是研究馬勒交響曲的權威學者，而且是堅定的伯恩斯坦擁護者，他始終以伯恩斯坦的詮釋為準繩，用以對照其他的馬勒詮釋者。他稱阿巴多的馬勒第六交響曲是“緊密精致、簾幕重重的舊式馬勒”，與伯恩斯坦的“怒放與凋零”截然不同的是，阿巴多的馬勒在速度控制上謹慎而微妙，被有意淡化的弦樂呈現出室內樂般的清澈空曠的效果，猶如“置音樂于阿爾卑斯山沐浴著春光的峰巖上”。
在古特曼看來，伯恩斯坦是不可仿效的，他的馬勒境界難以企及，不僅僅是忠實馬勒原意，而且具有“終結者”的意義�！芭排c凋零”是古特曼評價伯恩斯坦的馬勒的神來之筆，伯恩斯坦用生命詮釋馬勒，每一次馬勒的演奏都是生命的一次燃燒。他后來在睡夢中無疾而終，看起來亦順理成章。但是阿巴多在指揮這部《悲劇交響曲》時已病入膏肓，形如枯槁。自從他2000年被確診為胃癌并做了手術之后，他的生命之鐘就進入倒計時。他的詮釋理念和音樂感覺大變，每一次錄音都像是一份遺囑，貝多芬和馬勒是他遺囑的核心。
與他的第一套馬勒交響曲全集相比，新的馬勒不僅是音響的動態感、鮮活感和亮麗感都有所抑制，而且越向前推進就越顯得動力感在削弱，甚至在節奏的變化上也多有笨拙滯澀之處。從2002年聽馬勒第三開始，我就一直有“這是阿巴多最后的錄音”之感，借用我最崇敬的西班牙電影導演布努埃爾的自傳書名《我的最后一口氣》，我感到阿巴多在指揮他的“新世紀馬勒”時，用的就是“最后一口氣”。他既深思熟慮，竭盡全力，又努力克制，極盡節儉。他在許多抒情的慢板段落的細節表現上，展示出他的不凡功力，多有發前人所未發之筆，而且感人至深，直達生命的終極目標。以上指向常常在第一樂章都未形成主流，而是如潺潺小溪慢慢匯成勢不可擋的河流，也就是說到了第三四樂章的時候才獲得決堤般的大爆發。我想這也是大衛·古特曼對阿巴多的第六稍有微詞的地方，因為按照阿巴多指揮第三、第七、第九和第四交響曲在邏輯上的思路，他不應該在第六交響曲中采用將“行板”樂章移到第二樂章的做法，這是一種曾經流行的庸俗理解，真不知阿巴多為何讓自己的挽歌提前到來，難道是與貝多芬的《英雄》做一個有意的對應？
正如古特曼所說，阿巴多的許多處理方法都比較老派，音響層次厚重集中，色彩變化少，意境上追求樸素純凈，恬淡幽暗，造成的動人效果是不知不覺的。一個人格高尚的人，對他即將告別的世界往往心滿意足，少有留戀。他用“最后一口氣”吟詠出大徹大悟之后的本真，榮華煩囂過后的寧靜與單純，作品的戲劇性被抽離了，困頓的煎熬也釋放得煙消云散，音樂的肌體就像阿巴多的身形一樣枯瘦，但面容釋然，無牽無掛。
《悲劇交響曲》行板樂章那個著名的有“情書”之稱的“阿爾瑪主題”不再一唱三嘆，徘徊不去，而是如貼在高高藍天上的散淡碎云，縹緲自在，漸行漸遠；或者如羽毛的精靈，在不可知力量的操動下，沿著命里注定的軌跡，在空中畫著驕人的美麗曲線。聽著阿巴多的演奏，我在想，如果馬勒在寫完第六交響曲之后去世，對他該是多么美麗的結局�。∷械臒⿶缿n愁不復存在，他與這個世界達成幸福的和解，他在愛情最迷人的芬芳中謝世，不會有《大地之歌》中的“生命苦短”，也不會在第九交響曲中用死亡的恐怖陰影來恐嚇自己。
在《悲劇交響曲》之后，我不認為阿巴多的新馬勒交響曲全集再有克盡全功的必要了。他在去年底問世的第四交響曲里已無話可說，不過是重新確立一個標準范本而已。剩下的第一、第五和第八恰恰都是馬勒最詞不達意之作。也許當馬勒超凡入圣時，瓦格納是阿巴多的“最后一口氣”，他在兩三年前指揮琉森音樂節樂團演出了音樂會版《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第二幕，再一次透支了他已呈枯竭之相的生命能量。去年，我聽到了他的瓦格納作品新專輯，最精彩也最發人深省的是《帕西法爾》組曲，以超越人性的觀念演釋一部棄絕人性的作品，表現出來的是十足高潔的人性。對偉大的音樂家來說，《帕西法爾》是最榮耀的結局，赫爾曼·萊維、莫托爾、克勞斯、克納佩爾茨布什、萊因斯多夫，還有切利比達克，他們晚年最偉大的錄音正是“神圣禮拜五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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