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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專欄
45歲那年，康熙的第四個兒子，成為了雍正皇帝。他的政權建立在一連串暴力行動基礎上。他殺死了同父異母的三個哥哥，他的八弟、九弟長期被囚禁，并被稱為“阿其那(肥如豬)”、“塞思黑(賤如狗)”，深得他父親寵愛的的十四弟則在西北被監禁著。他是一位典型的陰謀論者，內心的毒液令他難以安寧。他很少信任任何人，他在那些擁有兵權的將軍
身邊安插特務，在鏟除這些高級官員時，毫不留情；與他的父親不同，他對于陌生事物的恐懼要大于興趣，他對于來自歐洲的傳教士、日本的商人都采取不歡迎的態度……
他的殘暴，在某方面引發了人們對他的統治合法性的爭議。一些流傳在江南地區(并且流傳了一代又一代，在200年后的香港電視劇中仍反復出現)的說法是這樣的：是雍正篡改了康熙的遺囑，才獲得了皇位。
盡管清軍入關已經將近100年，但是明朝覆沒的社會動蕩仍未全部終結，蓄上了辮子的漢人似乎仍未完全從內心深處歸順新統治者，尤其是生活在江南的知識精英們，他們中的一些人仍保持著傲慢。正如史景遷所猜測的，一幅悲觀主義者的畫面經常浮現在雍正的頭腦中：“士子文人興風作浪，謀逆活動觸目驚心，兩者互相糾集，形成了一股抗拒朝廷的勢力” 。
他用勤奮來減緩內心的不安。他將精力用在閱讀奏章，而非后宮，或是像他的繼承人乾隆一樣浪費在好大喜功的排場上，他的內心是封閉的，所以對他的父親那種巡游不感興趣，甚至不無恐懼。他45歲才繼承皇位，之前，他目睹了他的大哥與二哥如何在繼承人的位置上折騰不休。“多年與眾皇子明爭暗斗、覬覦皇位的歲月深深地影響了他的判斷，”史景遷寫到，“他很久以來就養成了堅毅固執的稟性。”很有可能，當他讀到岳鐘琪的密奏時，曾靜的指責在一瞬間引發了他內心長期的壓抑。那些指責激發起他為自己的辯護的熱忱。于是，書籍出版史上最奇特的合作開始了。
二
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斗爭。對于曾靜及其同案犯的抓捕，是可以想見的輕易，對于早已故去的呂留良的后代的尋找也同樣輕松。問題的關鍵是，雍正如何將他無上的政治和經濟權力，轉化成對文化與社會心理上的影響力。在他任內，他試圖將法家的嚴厲與儒家的倫理結合在一起，他不僅是軍事統帥、政治領袖，還要成為意見的引領者。
觀念的變化注定是緩慢的。在一個沒有電報、互聯網、鐵路、公路網的世界里，信息的傳遞依靠抄寫、口耳相傳，或是一位陌生的旅行者的突然到來……因為靜態的生活難得受到打擾，記憶也保存得格外的長久，當然在此過程中，它不可避免的變形，一段話從這個人傳到另一個人，到了最后，連最初的說話人都辨不出了。
曾靜案最終被證明是一個不值得深究的謀反案件。但是從皇帝的充滿猜疑的內心開始的，一層又一層的官員對于自己地位的不安全感，將它描繪成一個怪獸。如果，曾靜不曾提到浙江的呂留良，那么這個案件可能不會比岳鐘琪1722年遭遇的滿口叫喊“岳爺起兵”的瘋子引起更多的轟動，但是由于江南士人因素的介入，皇帝憂慮變得不可阻扼——江南的士人領袖們長期以來都和朝廷爭奪著話語權。為此，雍正不惜專門設立“觀風整俗使”一職，來教育那些“恩德所不能感化者”，以防止“狼子野心聚于一方”。一些時候，他還會赤裸裸地動用懲罰措施：在1723年的會試中，35名浙江人獲得了進士資格，到了1727年的下一屆，則無一浙江舉子高中。對于讀書人來說，沒什么比這更殘酷的行動了。
當然，全劇的高潮來自于雍正皇帝與曾靜之間的對答。在監獄中，曾靜被免于慣常的牢獄之難，這個鄉下的教書匠甚至得到了物質上的優待。他還獲得閱讀與寫作的自由。坐在氣宇非凡的紫禁城內或是神清氣爽的圓明園里，雍正皇帝逐字逐句地駁斥曾靜的指責。除去政治上的需求，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即像進入狀態的作家一樣，雍正在寫作中獲得了尋找自己內心的快感，這種自我認同長期被包裹于權力締造的冷冰冰的外殼之內。
雍正給曾靜送去大量自己批閱的奏折。這些奏折顯示，當今的皇帝不僅擁有事必恭親的敬業精神，還對于經濟、倫理、法制都有廣泛的涉獵與理解能力�；实劭v論了歷史，談到了他對道德的重視，強調了真正的倫理不是狹隘的反對異族的統治，而是尋找一種對促進整個社會繁榮的方式。他也談論了自己，他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并多少將自己描寫成一個清教徒的形象……在謀逆書里，曾靜通過對現行社會的攻擊與批判，來呼喚一種新的社會秩序。而在對曾靜的反駁里，雍正則相信他的統治正將中國帶入一個新時代：“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也�！�
三
曾靜的結局是一個意外的美好。在表明自己因才識粗陋而犯下大錯之后，曾靜被視作一個全身心都被改造好的知識分子的模范。他的全家沒有遭罪，他自己也被釋放，政府甚至撥款1000兩白銀，以資助他的生活。
但是，其他所有人都沒有曾靜的好運氣，即使被其他讀書人稱作毫無才學的呂留良的第九個兒子被斬立決，只與曾靜的學生張熙之見過一面的第四個兒子則已死在獄中，而呂留良和死去的長子的尸體則被挖了出來，示眾。那些隱藏在筆記里的思想的幽靈，讓雍正難消心頭之恨，他甚至想把呂家超過16歲的男子全部斬首，最后因人數太多，改為發配披甲人為奴……至于其他的牽連者，幾乎無以例外地被處死，盡管他們的行為可能根本無關大局。而這封謀逆書的最先閱讀者岳鐘琪也同樣命運不濟，他未能逃脫出類似年羹堯式的命運。
而一場宣傳運動展開了。由曾靜的指責、雍正的辯護，以及曾靜的翻然悔悟之詞構成的《大義覺迷錄》，變成了人人都要領會的書籍。而最主要的官方知識分子都被發動起來，進行一場批判呂留良思想的運動，然后他們中的一些人被派遣到偏遠之地，對無數普通人進行思想上的教化。所有的行動最終匯成了一場締造新的意識形態的活動——人們理應拋棄對昔日明朝的迷戀，投身到這個新世界之中。
但是，軼事于丑聞，總比辯白與分析，更能打動人心。在千萬冊的《大義覺迷錄》中，大多數讀者之記住了曾靜對于清王朝的指責與對雍正的人身攻擊，那里面蘊涵著那么多的皇室丑聞，卻對雍正的筆記毫無興趣。雍正想將誹謗公布天下，以獲清白，卻引發了完全相反的作用。乾隆皇帝在繼位下令收集銷毀《大義覺迷錄》，一場運動終結了，但這本書卻因此獲得了更堅韌的生命力。
帝王、官僚、社會之間的三方作用力，是如此的微妙。在乾隆年間發生的一起叫魂事件，將更有助于我們分析這個王朝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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