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大學的本源

　　本報特約評論員 賈晉京

　　“中國目前不需要諾貝爾獎！”這是近兩年來因屢有驚人之舉、駭人之論而曝光率頗高的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最新作出的又一聳人聽聞之論。

　　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楊振寧確實令人“大跌眼鏡”。他提出評價大學“要看其對

社會的貢獻”，他認為50多年來，中國大學培養的大學生對中國作出的貢獻無與倫比，中國最好的大學和二流的大學對中國社會的貢獻都比美國的一流大學和二流大學對美國的貢獻要大。他說：“以中國目前的國情來看，最需要的是蓋茨和任天堂這類會賺錢的人才和企業，拿一兩個諾貝爾獎并沒有什么用處。”

　　楊振寧的這些論斷，顯然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大學是干什么的？

　　在楊振寧目前所任教的

　　無獨有偶，

　　其實，梅貽琦的思想和蔡元培的思想，都不過是對“大學”一詞本意的強調而已。

　　大學精神理念發軔于古希臘。哲學先師柏拉圖于公元前393年，在雅典附近的阿卡得米(Academus)開辦了學園(Akademie)，主要教授和研究數學、幾何、天文、音樂這些看上去“沒用”的學問，與同時期中國圣人孔子“禮、樂、射、御、書、數”的實用技能教學大異其趣。

　　現代類型的大學肇端于中世紀的意大利博洛尼亞。約1080年，在意大利北部發現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于534年編纂的法典的抄本，由此掀起了研究古代

　　歐洲歷史上有個傳統，從莊園中逃亡的農奴，只要逃夠100天，就成為自由人，領主無權再把他抓回去。這些自由人會自發聯合成很多自治的聯合體，也就是所謂的“行會”，而一些“行會”又會聯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大的自由人的自由聯合體，就是“城市”(city)。值得注意的是，大學往往是一個城市中許多“行會”中的核心組織。甚至可以說，先有大學，后有城市(city)，然后才有了市民社會，由此現代文明才有了生長的土壤。

　　早期的大學里主修課程只有七門：語法、邏輯、修辭、算術、幾何、天文、音樂。顯然，這些課程都是沒有直接實用價值的，他們的共同特點是：追求純粹的知識,提高人的內在修養。直到今天，西方大學里最核心的學院仍然是“文理學院”，就是專門研究“沒用”知識的。

　　可以說，如果沒有研究“沒用”知識的文理學院，“有用”的工程技術知識也是無法創新和發展的。“沒用”的基礎理論研究和人的內在素養培養，恰恰是“有用”的實用技術存在和成長的基礎。哈佛并不因為出了個比爾·蓋茨而成為哈佛，而是因為有蒯因這樣的學術大師。蓋茨只是個退學的學生，與其說是“培養”出來的，不如說是在充滿創新求知氛圍的大學環境中“生長”出來的。

　　在我看來，諾貝爾獎和比爾·蓋茨之間，恰恰不是兩者擇一的取舍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的共生關系。諾貝爾獎是表彰基礎研究的最高榮譽，如果一個國家的大學體系是以基礎理論的創新和人的內在素養提高為目標，那么在沖擊諾貝爾獎的同時，比爾·蓋茨式應用領域創新人才也會層出不窮。而如果一個國家的大學體系因為“發展水平不高”，就定位為培養“會賺錢的人才”，實際上就只會生產出沒有創新精神的匠才。不但離諾貝爾獎越來越遠，比爾·蓋茨也不會生長出來。其實道理想一想也簡單：大學誕生之時，仍處在中世紀暗夜籠罩下的歐洲“發展水平”能與今日的中國相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