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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Patricia Dalton
我曾接到過一對夫婦的電話，他們的兒子就讀于一所精英學院，在信用卡上刷出了一大筆欠債。做父母的意識到了這是個麻煩，因此想尋求一個解決辦法，怎么來教導他一下。我說我想見見他們一家三口，可是如約而來的卻只有父母二人，他們的兒子拒絕前來。“告訴我，”在談話中途我這樣問道，“如果你們非常堅持的話，你們的孩子會來嗎？”母親
迅速答道：“呃，會的。”父親則稍做遲疑，然后說：“這的確是個非常好的問題。”
這件事情讓我想起了民謠大師沃倫·澤文的歌曲：“讓我遠離律師、手槍和金錢吧，爸爸。”
在現實生活中，這可一點兒也不好玩。做父母的并沒有要求他們的兒子對他自己的行為負責，兒子對父母也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尊重。當家作主的是年輕一代，而不是他們的家長。
逃避責任，已經發展成為了一種趨勢，滲透進了我們的家庭和職場。從副總統迪克·切尼對待上個月的槍擊事件那漫不經心的態度中就可見一斑。前安然主席肯尼思·萊在他的公司分崩離析之際也曾發表過這樣的公開聲明：“在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所有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中，“我絲毫也沒有想過的就是有一天我會惹上官司，遭到刑事審判。”
萊的言論聽起來就像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他們對自己的行為并沒有一個公正的判斷，對自己的行為給他人帶來的影響更是視若無睹。他們是基于這樣的一種信條：我自己要比其他人更重要。我是對的，因此，我不會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來。
這種想法本質上就是借口，完全是借口。
一旦在家里學會并濫用了這種逃避的態度，最終，人們會毫不在乎自己的行為會給他人帶來什么樣的影響，進而習以為常地利用他人。
在我的客戶中，不乏那些發現了孩子偷東西也只是聳聳肩的父母。甚至有一個父親說：“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擺平。”這表明在他的真實想法中，最看重的只是孩子升學時所呈上的成績單。我曾聽說有一些家長，當得知一群高中生因為在升學考試中作弊而被學校開除，以致他們被高校錄取的資格也隨之撤銷時，竟然勃然大怒。
父母們要想培養出成熟的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下一代，不僅僅要為自己樹立起正確的價值觀，還要給孩子們也灌輸進正確的價值觀。年輕人在他們成人之前就必須學會對自己和別人都負起責任來。
今天，越來越多的父母不知道該怎樣去教導孩子。他們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任由社會文化去影響孩子，甚至還縱容他們的逆反行為。
從我一個做中學老師的朋友那里曾聽到過這樣一件發人深思的事情。一個女孩，上課時被老師發現她在筆記本上畫畫，老師勸她別畫了，她卻不肯接受。于是老師沒收了她的筆記本。下課以后，老師將筆記本扔還給她。這個女孩便向學校舉報說老師向她扔筆記本，想要傷害她。于是一紙告發信發出，未成年人保護中心介入了調查。直到班上的其他同學都拒絕為她的指控作證，這個案子才就此罷休。那個女孩的父母自始至終都支持他們的女兒，還有她對事實的歪曲。
在上一代人身上，這樣的行為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父母的嚴厲教導，教會了我們終身受益的道理，比如說不能撒謊，還有，即使你不喜歡你的上司，你也必須尊重他們。今天，一味溺愛孩子的父母們卻不知道他們實際上是害了孩子。
家長肩負著兩個重要的職責。一個是愛但不溺愛孩子。家里的孩子越來越少，父母們將所有的驕傲和夢想都傾倒在了他們身上，溺愛成為當今家庭一個極大的危險因素。另一個職責是約束孩子，以免他們走上歧途。父母的縱容能使孩子逃過家法，卻逃不過真正法律的制裁，最終承受這種悲痛的還是父母們自己。
要做到這樣，父母們不能將管教當作是破壞了孩子的自尊。當我問到一對父母為什么允許女兒叫他們的綽號時，他們竟然啞口無言。過了一會兒，父親說：“我們想理解她，不想讓她有什么不好的感覺。”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對父母隨便的不尊重的態度，會讓孩子們感覺不好才對。
最近，我在同一個祖母聊天時，她說，她的子女們完全是在圍著孫子們團團轉，“他們每時每刻都在為孩子付出，沒完沒了地付出。孩子就是他們生活的全部。”另一個祖母告訴我，她已經沒有什么東西可以給孫子們了，因為他們什么都有，“總不能給指甲剪吧，這對他們來說太老掉牙了。”
家長們如果不能完全停止，至少也應該減少對孩子的縱容和溺愛。他們有能力也有責任讓孩子們看到自己身上善和惡的兩面。孩子們也要學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來，而不是凡事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容許孩子逃避責任只會給父母帶來高昂的代價，對孩子們則更是百害而無一利，他們的一生都會因此而吃盡苦頭。
(本文由LATWP授權刊發，作者系華盛頓一臨床心理學家，本報見習編輯左薇薇翻譯。本報保留中文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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