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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永亮
中國人對“改革”兩個字可以說是久聞大名，如雷貫耳，因而就生出了頂禮膜拜，敬若神明的崇拜意識。久而久之，幾乎沒有幾個中國人還記得改革兩個字不過是最最普通的一個中性名詞，單單這兩個字本身無所謂好壞，無所謂神圣或低賤，它只表示一個動作，當然是歷史性的，范圍廣大的動作。你認為這個動作優美可愛，它就神圣；你認為這個動作齷
齪丑惡，它就低賤。可以想見，人世間的絕大多數動作，都是人的意志使然，因而幾乎任何一個動作都會惠及一些人，殃及一些人，受惠的看著它可愛因而就神圣，遭殃的看著它可憎因而就低賤。
如此褻瀆改革這兩個字眼兒，國人感情上肯定接受不了，因而還是要引來典籍上的解釋才能服眾。
按照光明日報《論中國歷史上的改革》一文作者白鋼的定義：“改革，……即‘布新猷，除舊政’，或者叫作‘變法亂常’。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除舊布新，打破常規。它意味著對原有的權力配置、利益關系、社會秩序乃至人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進行新的調整。”筆者較為贊同這樣的定義。國人想來也沒有足夠的理由反駁這樣的定義。既然如此，回到字里行間，看一看哪個字不能替天行道，除惡安良，又有哪個字不能助紂為虐，禍害一方？圣人為之則為福，鬼魅為之則為禍；慎思謹行可為喜，草菅社會必成災。就說這兩個字，誰敢斷定他神圣？又誰敢藐視它的功力？
如果更多地從改革主體的主觀意識來衡量，則歷史上絕大多數的改革都是統治者為了解脫自身的財政危機，統治危機甚至生存危機而不得不為的自利選擇，與造福一方百姓的意愿無關。實施得有章法，改革就得以成功，而小百姓也受惠于食物鏈生存法則才得以休養生息。這樣的，一個利益集團出于自利目的而改革且取得成功的，我們就可以稱之為好的改革。而如果實施得草莽輕率，改革就失敗，小百姓生存狀態更趨惡化，統治者的危機也沒有解脫，甚至壽終正寢。這樣的，一個利益集團出于自利目的而改革卻沒有達到目的，我們就稱之為壞的改革。統而觀之，好的改革，壞的改革，從主體的主觀意識來衡量，都沒有神圣感可言。
然而從唯物史觀來看改革，大自然的進化，人類歷史的演化，無不是食物鏈規則平衡作用的結果。改革不論好的壞的，都是規則在暗中牽引著主體集團主觀意識而為的，順應了規則，就是順應了發展的規律，這時的改革就帶有了歷史性神圣的意味。而有時的改革，雖然動因是受規則的牽引，但改革主體卻認錯了方向，逆規則而動。這時的改革就不會再神圣。比如王莽的新政，比如袁世凱的復辟。
其實歷史上不管好的改革壞的改革，其進程真相，絕沒有我們現在國人想象中的那種光環。
秦孝公6年的商鞅變法可以說是我國歷史上最徹底最全面有效的一次改革。郡縣制、廢井田、連坐制、戶籍制、統一度量衡，為成就霸業奠定了強大的經濟基礎。然而任何人看到司馬遷為秦國統計的業績——左手提人頭，右臂夾俘虜：攻魏殺8萬人，戰五國聯軍殺8萬2千人，伐韓殺1萬人，擊楚殺8萬人，攻韓殺6萬人，伐楚殺2萬人，伐韓，魏殺24萬人，攻魏殺4萬人，擊魏殺10萬人，又攻韓殺4萬人，前262年擊趙白起殺盡42萬人，又攻韓殺4萬人，又攻趙殺9萬人……想來無論什么樣的臆想光環都要淹沒在這血光之中了。這樣一個最“好”的改革，也無非是滿足了統治者的霸業需求，于民生無益，甚至有害。
秦國到始皇帝時的改革也是令國威大振的。當時秦地總計2千萬的人口，“秦皇守五嶺用兵50萬，防匈奴30萬人，修長成50萬，造阿房宮秦皇陵的130萬人……修造墓地的20多萬工匠役卒在葬禮完畢之後，全部封于墓中，死于非命。”國威的大振是以皇權可以壓制諸侯，可以肆意斬殺生命為制度基礎奠定的。
漢武帝改革官制，加強皇權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是卓有成效的，但卻在威加海內的同時，窮兵黷武，民生凋敝，漢朝人口從九百萬戶銳減至二百萬戶。想若冤魂復生，當不會如我們今人那般對他們遭遇的改革歡欣鼓舞吧？
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頒布了元朝的第一部成文法《至元新格》。以這部法律為綱領，忽必烈的行政改革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可圈可點的。然而正是這部法律規定：蒙古人統治下的漢人、南人是賤民。殺蒙古人償命，殺回回罰銀八十兩，殺漢人只罰一頭毛驢的價錢。漢人娶妻，新媳婦的頭一夜要給蒙古保長……，公開地宣布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也正是這位忽必烈“屠殺了中原1800萬人，中國北方90%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四川在蒙古帝國屠殺前，估計有1300-2000多萬人，屠殺后竟然不滿80萬人，幾乎成了無人區。在蒙古人殺戮和統治下，中國喪失了7000多萬人口……”把這些血淋淋的數字和改革二字聯系起來，溫室里成長起來的當代國人恐怕要毛骨悚然了。
血淋淋的數字與改革兩個字是什么樣的因果關系？是改革消減了這可怕的數字，還是改革催生了這可怕的數字？是否無論數字怎樣血淋淋，改革總是不得不為？或只能如此而為？這些問題在筆者的筆下是不重要的。因為筆者展示這血淋淋，根本不是想要否定哪次改革的必要性，而僅僅是要向身邊的草民同胞揭示：改革兩個字本身從來沒有發散過光環，你看它有光環，那是對漢字理解的錯覺。
既然沒有光環，既然不一定凡改革都神圣，那么任何一個自身利益和改革密切相關的自然人對任何一項改革舉措為什么不能品頭論足？為什么不能想贊同就贊同，想反對就反對呢？為什么一說贊同，就接納為同志，一說反對，就號召全國人民對誰誰誰“保持警惕”呢？
寫作本文之前，筆者還曾拘泥于“改革具體措施都可以否定，而改革方向不能否定”的僵化意識泥潭，而寫作過程真的是啟發思維的過程，寫到最后筆者忽然醒悟：正是因為對“改革”兩個字的“不容否定”，才導致了明知道某項改革舉措完全失誤，還宣稱要在“不斷深化”中解決問題的可怕的一意孤行；也正是因為對“改革”兩個字的普通動名詞性質認識不清盲目崇拜，才導致了把改革主體動作的錯誤，當成了改革“遇到的”客體障礙。這危害可大了！就像作為主體的法院如果錯殺了一個人，家屬來申訴，我們就把家屬當成了執法的客體障礙也要除掉一樣，那這個法律體系可就荒謬了。
說了那么多似乎“反對改革”的話，其實筆者和更多的草民大眾一樣，是做夢都想著能夠早一天開始我們國家真正意義上的全面改革的。因為正是中國的草民大眾最需要改革，最需要通過改革革掉自己的苦日子。而今天推動改革的主體機構——政府，已經是草民大眾的政府，她和歷史上任何帝王政府不同，在她主導下的改革，將有可能是為了民生大計而進行的改革。只有斷定了這一點，改革兩個字才會現出光環來。而現在，由于有了既得利益集團在攪混水，在為真正的全面改革設置障礙，草民期待的光環尚難以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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