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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亮
就其追逐明星的熱情而言，國際關系研究這個行當大概和娛樂圈不相上下。30年來，中國的發展一直使人歡喜使人愁，這方面的學術研究出版也欣欣向榮。最近喬治華盛頓大學沈大衛(David Shambaugh)教授主編的《力量的轉移？——中國和亞洲的新態勢》(Power Shift？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在此類新著中特別引人注目。
17位作者來自6個國家；其中包括不少當代西方中國研究的領軍人物；大多可被稱為謹慎的現實主義者。書名中的問號有兩重意思。一是提問。這些學者從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地區外交關系、中國的安全策略等主題領域出發，探討一個共同問題：亞洲是不是正在走向一個以日益強大的中國為中心的未來？二是回答。問號代表作者們就此交出了一份不太堅決的否定答案：中國在經濟實力和地區外交上多有建樹；北京的利益和關注日益占據著鄰邦的戰略構想——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亞洲其他國家和中國之間發生了此消彼長的力量轉化，或者亞洲將接受中國的支配。在結語中，沈大衛教授概括了幾個可以平衡中國發展勢頭的趨勢：美國在多年來構筑的亞洲安全體系中仍然如轂制輻；中日之間的歷史記憶尚難以愈合；亞洲各國之間的多邊合作模式逐漸擴展；不同社會之間的經濟、技術和文化交流融合，也使得“國家力量”的定義日益模糊多變。
這個結論四平八穩，照英語俗語說來，似乎“用不著火箭科學家”的本事來搞明白。然而，急躁的讀者請勿因此忽視本書的幾個值得回味之處。在所謂“華盛頓特區環城圈”的政治小宇宙里，外交分析、咨詢和游說活動是最為興盛的產業；這里關于“國家力量”的話語，同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界一樣，常常充斥著對于大國博弈、全球論衡的審美迷戀。相比之下，本書有若干章節，視野寬廣，論證層層剝筍，數據運用縝密而富有創新性，對于不善于消化“大敘事”的研究者來說不啻為一桌精致健康的宴席。比如，讀者會贊嘆Hideo Ohashi如何對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的貿易和投資數據進行交叉對應分析，以及Robert Ash筆下如何展開中國及其周邊經濟體之間綿延的供應鏈。John Carver通過中亞和南亞鐵路建設來觀察中國經濟和安全利益的延伸和重新定義，數據并不特別，結論也可商榷，但角度令人耳目一新。Mike Mochizuki文筆向來精簡，不長的文章通過對日本企業界和民間團體的廣泛調查，揭示出日本對華政策下國內涌動相激的暗流；還順帶分析了美國對被日本“拖累”卷入中日糾紛的復雜心態。全書于中印關系的探討，超越了對于所謂國力和出口優勢的簡單比較，而看到了中國和印度在原材料供應上的合作潛力、中國發展模式對印度的沖擊，以及中國-緬甸-孟加拉-印度這條運輸線中復雜的政治斡旋。畢竟，當沃爾茲提出國際關系研究應當分為國際、國內和個人三個層面時，他并不是要把環球政治簡化成實心黑白子的棋局，而是希望在方法論上可以“該給上帝的給上帝，該給凱撒的給凱撒”。
其次，對于熟悉華盛頓“環城路里”八卦的研究者，學者們字里行間透露出的政治分歧也很耐人尋味。冷戰之后，一些保守的觀察家曾經將中國研究這一不大的圈子分成所謂親華的“紅軍” 和保守的“藍軍”；這在《力量的轉移？》中也有所反映。比如Robert Sutter和臺灣的淵源深厚，他的論文《為什么中國的地區戰略對美國未必是件好事》，概括了他的新著《中國在亞洲的崛起》的中心思想：中美之間難以避免長期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對抗，華盛頓的上策應該是：敬而遠之、不輕許諾、站定腳跟。緊接著一貫持溫和派立場的David Lampton就提出婉轉的反駁《中國在亞洲的崛起不一定犧牲美國利益》，認為“中美之間的根本長期目標是互補的”。
最有象征意義的是主編沈大衛教授的微妙轉向。曾留學中國的沈教授是堅定的現實主義者。雖然他并不直接被“藍軍”視為同袍，但在著述中經常把國際國內政治都看作大大小小的零和博弈；對中國外交慣于作強硬派的解讀。本書中他對中國地區作用的評論卻意外地和緩，不僅間接地否定了之前對于所謂中國軍事威脅的一些論述，而且將地區合作和經濟文化融合作為亞洲發展的重要趨勢，甚至引用了“合作安全”這一頗為激進的自由主義概念。“中國與美國、日本、東盟，并越來越與印度一起，共享地區舞臺”；“現在，中國出口的是善意和耐用消費品，而非武器和革命。”對照沈教授一貫的文風，這簡直是一種浪漫的表述了。讀者不禁想到2003年在《比較政治》撰文評論中國政治發展時，他也一反行文黑白分明的習慣，嘆息中國給予觀察者太多“矛盾的信號和不能蓋棺論定的證據”。也許，中國非線性的發展道路使得學者們不得不放棄以意識形態為綱的研究，去尋找有意義的預測。
中國是否在通過這一“特殊”的道路成為“正常國家”？畢竟，五角大樓剛剛在《2005中國軍力評估》中指稱大陸有威脅臺灣甚至亞洲其它地區的能力。整部文集的基調是和緩的：中國在爭取一個盡可能有利的國際環境。學者們在中美利益的重合度等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大部分文章、包括 Gill和 Swaine凌厲的軍事戰略分析，似乎都為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提供了有保留的證明——雖然有些作者這樣做時頗不情愿。波洛克教授在布魯金斯發布會上的一番話概括了觀察家們的尷尬：“看看過去10年來中國的作為……美國原來老是說中國該干的那些事，什么擔當國際責任啦，加入國際組織啦，遵守國際條約啦，中國都做了。中國在全力搞經濟建設，在尋求和鄰居們進行合作……問題是，美國是否已經準備好，把中國當作東亞新秩序的一個基本的、主要的參與者？”實證本身常常不能改變預設的價值觀。波洛克在發言中引用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奠基人之一漢斯摩根索的話說：瘋子和神經病之間的區別是，瘋子確信二加二等于五，而神經病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他只是不喜歡這個結果。面對一個越來越難想象成敵人的中國，自嘲之余，美國的決策者和研究者的心理未嘗沒有一些矛盾。
好的分析有時不能產生痛快的答案，反而激發出新的問題。《力量的轉移？》有兩處引人注目的缺失，一是對“力量”的定義矛盾重重。對外，書中反映中國和周邊地區對于自身利益的多重理解以及共同利益的協調，已經對此消彼長的現實主義國力觀構成了挑戰；對內，約瑟夫奈對于軍事、經濟等“硬力量”和文化、意識形態等“軟力量”所作的簡單區分顯然已經不能充分反映對于全面、均衡的發展以及國內秩序的普遍關注。搶眼的書名似乎更像是爭取讀者的宣傳語，而不代表中國研究已經充分參與了主流學界對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反思。
另一個缺失在于信息的不對稱：全書對于其它國家多少都能“下沉”到國內政治力量和決策過程的分析，卻沒有來自中國的領導人、企業家、職員、農民的聲音：對于各階層的中國人，什么樣的國際責任值得擔當，什么樣的目標值得爭取，什么樣的祖國是強大的，什么樣的國際秩序是公正的？太平洋煙波浩渺，彼岸的觀察家無法即時跟蹤中國政治生活的新發展(比如外貿和內貿主管部門合并這一機構變化中可能透露的國內外經濟政策的整合趨勢，媒體時代民間對于外交事務的參與和論說)。我們是否可以寄希望于本土國際關系學者呢？有時，回答切實的外交問題也許真的用不著偉大的火箭科學家或者戰略家來對“力量”進行復雜推演，而需要善于傾聽的調查者對公眾的渴望和政府決策邏輯的演變加以記錄和總結，建立一種寶貴的、不斷發展的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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