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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惜福
吉米·卡特不是一位杰出的總統，但他是美國最杰出的前總統。這位前海軍軍官，商人和政治家在美國民眾面前樹立了一個有自我反省能力的道德家的形象。盡管共和黨人曾經把他的“理想主義”稱作美國20年來最大的政治騙局，卡特在民眾中還是擁有很強的號召力，反感布什政府的人尤其喜歡他。對美國民眾來說，他沒有克林頓聰明，但他堅持了幾十
年的道德立場讓他顯得更加值得信任。他曾對《花花公子》雜志承認自己的心里仍然有色欲，這畢竟比克林頓式的謊言要來的實在。具有悖論意味的是，在價值沖突激化的今天，美國人迫切需要卡特的道德神話，而他對民眾發出的關于價值沖突的警告也正是這個神話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危險中的價值——美國的道德危機》這本書出版之后獲得廣泛的好評。卡特已經大義凜然了那么多年，甚至得過諾貝爾和平獎，大多數人已經無意再去討論他是不是假仁假義，他在書中提出的宗教和政治問題顯然更值得讀者關注。
卡特此書的中心論題是，美國當前的宗教信仰沖突直接威脅到了美國的政治現狀和未來，這無疑是個正確的判斷，這也是大多數有反思能力的美國人的共識。如果我們回顧卡特過去的言行，就會發現這種言論由他說出來會具有特殊的分量。卡特是一位虔誠而老派的基督教浸會教徒，在宗教立場上從不含糊，但可貴的是，他從競選到做總統期間從來不利用宗教去鼓動民眾情緒，這跟小布什的做法非常不同。卡特認為自己是個貨真價實的有信仰的人，他的政治行為已經是他的信仰的體現，但國家政府和教會的界限必須明確，他的宗教追求愛而國家追求正義，而國家并不是宗教的工具，所以他從來不在白宮里祈禱。當我們看到小布什以上帝的代言人的名義打出宗教牌的時候，很容易令我們懷疑他內心是否真誠。相比之下，卡特高明多了，他在這本書中下的所有判斷都是以個人的名義，而且結合了他自己的生活經歷和政治經驗，在討論重大問題的時候態度謙遜，很容易給人好感。
卡特認為，美國人曾經有足夠的理由為自己的國家而感到驕傲，它豐富多樣的文化，它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它在推行民主自由方面的努力都讓美國人有一種歷史使命感，但這種使命感現在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像墮胎，同性戀，槍支使用，死刑，女權，環境保護，宗教和科學之爭，這些都是卡特做總統之前就存在的社會問題，但如今關于它們的爭論前所未有的激化，這是因為美國已經禮崩樂壞，而罪魁禍首是一些宗教的原教旨主義分子。在卡特看來，美國的原教旨主義者在宗教和政治生活中越來越有勢力，他們把原先具有寬容理解精神的政治討論變成了黑白分明的立場站隊，抹殺了對細節和微妙之處的思考，直接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人身的貶低。他們的標志是嚴酷、剛愎自用和強制他人。卡特曾經多次當面領教過這種人的言論，比如美國南方浸會的會長在訪問白宮的時候曾對他說，“總統先生，我們在祈禱，希望你會放棄把世俗的人文主義當作你的宗教。”
事已至此，問題的關鍵是美國人究竟應該如何面對這種宗教和政治上的變化。卡特通過自己的宗教經歷告訴讀者，他本人相信圣經，但人對圣經的解釋是可能存在缺陷和錯誤的。一個基督徒不應該盲從被原教旨主義分子控制的教會，而是應該遵循耶穌的教導，用寬容和愛去對待持不同信仰和觀點的人。美國民眾的宗教信仰的差異非常大，卡特的母親和妻子都是衛理公會派教徒，如果人們都按照原教旨主義的方式處理觀念分歧，那么美國社會從家庭層面上就會分崩離析。
對美國社會的一些具體問題，卡特都采取了傳統基督教的保守姿態。他把墮胎看作是“未經計劃的錯誤”，但他沒有去批評墮胎者，而是把這種錯誤歸于政府對家庭，對性教育的不重視，以及政府造成的社會貧困。對于同性戀，卡特承認基督沒有把同性戀看成罪惡，但保羅曾對此表示過關注。卡特認同保羅的道德前提，即我們所有人都是有罪的，那么即使我們認為同性戀是有罪的，我們也應該去愛有罪的人。對待科學與宗教的分歧，卡特認為我們不需要用科學證明上帝的存在。在每一個新的科學理論提出之后，它會被一些觀察中的事實所驗證，但同時也會顯示出人類得出的結論中真理與錯誤的并存。
卡特的文筆樸素有力，給人老成持重的感覺，與其公眾形象一致。一般說來，剛愎自用的極端分子發出的恫嚇往往有虛張聲勢的嫌疑，而溫和者寬容的言論卻顯得更堅定，更有說服力，這其實也是耶穌的風格。顯而易見的是，耶穌本人就不是一位原教旨主義分子，而如今的卡特正是努力扮演了耶穌的使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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