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誠信環境 探討成立民間和政府合股機構

　　□文 李海東

　　先說兩件事。

　　第一件，最近北京市發布的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顯示：按常住人口計算，2004年北京人均GDP為4970美元，與中上等發達國家5040美元的平均水平僅相差70美元。人均GDP代

表一個人一年中創造的財富，在經濟學中，在保持分配比例不變的情況下，個人收入也大體相當。這意味著，我這樣的公務員收入已經低于首都的平均水平，拖了首都的后腿。

　　第二件，前一段時間，我的幾位銀行界的朋友紛紛建議我使用他們行的信用卡。對此我十分費解。因為按照上述收入標準，一個收入處于北京人均收入之下的公務員，有什么能力一次次地“消費”信用卡？

　　他們苦口婆心地跟我解釋說，銀行看中的不是

　　真正的市場經濟是誠信經濟，因此從理論上說，政府責無旁貸承擔著維系誠信經濟的責任。然而，在現實中，政府作為客體的高信用度，并不代表如果它作為信用評價機構仍能客觀中立地評定別人的信用度。用經濟學家的話說，如果社會信用體系由政府主導，信用評價機構充滿行政色彩，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缺乏活力的官僚機構，其信用評價結果也會相應喪失公信力。

　　正是因為這一點，國際上才存在著“信用體系建設由誰主導”的差異：美國主要以私營股份制為特征，由民間機構主導，而歐洲則以央行也就是政府為主導。相對而言，中國的信用體系建設到目前為止主要還是由市場主導，政府誠信評估體系建設略顯滯后，民間則已經建立了2000多家誠信評估評級機構。不過與美國擁有標準普爾、穆迪不同，中國的信用評級市場比較散亂，真正形成一定規模和影響力的評估機構只有10家左右，比如中安誠信、華夏信用等。對此，我所熟悉的一位專家、中安誠信資訊有限公司董事長張炎培用了“魚龍混雜”一詞以概之。在他看來，因為政府沒有為誠信評級機構設立一個明確的標準，因此評級市場缺乏有效監管。在工商行政部門登記時，甚至沒有誠信業這一行業。

　　民間誠信機構所遇到的另一個困難是“如何解決權威性和科學性”問題。眾所周知，信用評級的質量要建立在信用資料的權威和評級方式的科學之上。但是，過去積累多年的大量信用檔案和資料都集中在央行、法院、工商局、稅務局等政府部門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等政府直屬機構手中，開放程度很低，民間機構很難獲得。由此，民間機構往往變成簡單的個人信用調查公司，不可能形成一個龐大的信用數據庫。所以，完全依靠民間力量來建設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并不現實。

　　雖然困難不少，但由于需求旺盛，民間信用評估業的發展還是有很大潛力。張炎培說，過去的一年半中，僅中安誠信接到的信用評估申請就多達8000多家，而且“這個數字在以幾何速度增長”。在這8000家企業中，大到中國聯通，小到中小企業甚至個人。特別是中小企業，在沒有形成市場公信度之前，非常需要借助第三方為它的資信做出一個評價。

　　另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中國目前的誠信狀況堪憂。據有關機構分析，中國每年因逃避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1800億元；由于產品質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種損失約2000億元；由于三角債和現款交易增加的財務費用約2000億元。企業信用缺失現象已經成為了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在《信任》一書中，曾“驚世駭俗”地把華人社會圈列為“低度信任社會”。他解釋說，儒家文化強調嚴格的等級秩序，淹沒個人價值和尊嚴，結果表面上形成了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實質上整個帝國一盤散沙，信任從來沒有超出過家庭或家族之外。他指出，從骨子里不信任陌生人的中國人才是徹底的個人主義者，也因此，中國才會出現綿延數千年的中央集權的制度要求。

　　應該說，福山的說法很有道理。盡管中國民眾對政府官員批評甚多，但無論出于什么原因，政府作為一個整體的權威性在中國仍然是最高的。民間誠信行業的預熱是一件好事，但中國誠信環境的建設還需要更完善的標準、更便利的技術環境、更嚴格的法律保障。在這方面，其實可以探討成立民間和政府合股機構的可能性，這樣便于發揮兩方面的優勢——政府有權威信息，而民間機構則更為客觀中立。如果再能運用更為合理的技術，綜合利用這些信息，我國信用體系建設將會出現一個合理的“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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