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科學家會彈鋼琴

　　文/錢江

　　公立大學招生的核心價值是展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機會均等，增強各階層對社會競爭機制公平性的認同。在我國公眾對醫療、教育等公共機構信任度有限的情況下，考試錄取是取得公眾對招生公正性認可的最可行方式。模仿美國私立大學，試圖衡量學生全面素質的錄取方式雖然在最好的情況下可能會選到更出色的人才，但是其主觀性和復雜性決定了

它現階段并不適合在我國公立大學全面推行。就好比一個不懂藝術的有錢人買下一幅世界名畫作為私人收藏，這未必算物盡其用。但是因此設立一個委員會，評價每個對這幅畫感興趣的人的藝術鑒賞能力，而以此決定誰有權收藏它，這種方法既不可行，也未必公平。

　　但是如果對不同地區的買主設定不同的底價，這種拍賣也不能算公平。不同地區

　　不同地區錄取分數的差別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后遺癥。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從各省進入大學的學生大多數畢業后還要分配回到本省，所以

　　另一個經常被提到的理由是“擇優原則”，即“在考生較多，質量較好的地區多安排一些招收人數，以提高新生入學質量”。這個聽上去挺有道理的理由卻很經不住推敲。首先，考生很多的人口大省如河南、四川的招生名額與它們的考生數量并不相匹配，導致它們的錄取分數線遠遠高于北京、上海。其次，如果北京、上海的“考生質量較好”，它們的考生應該普遍分數較高，所以它們的錄取分數線應該比其他地區高而不是低。對這些質疑最可能的回答是：河南、四川的學生受的多是“應試教育”，很多學生“高分低能”；而北京、上海的不少學生有機會受“素質教育”，“綜合素質”比同樣分數甚至是考分低幾十分的外地學生高。且不說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缺乏實際證據，即使高校招生真正考察的是“素質”，為什么不設計公開、透明的考察“素質”的辦法，而要在考分的基礎上任意地僅僅根據地區調整“素質”呢？正像我在以前這個欄目《什么人能上哈佛》一篇中指出的，在招生中強調沒有明確定義、全由招生者掌握的“素質”，很容易成為各種歧視性政策的幌子。退一步說，即使這樣的說法有事實依據，很有可能人口大省的學生更重視考試恰恰是因為他們地區的錄取分數線太高，他們面臨的競爭遠遠比北京、上海的學生更激烈。如果是這樣，給全國的學生平等競爭的機會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緩解一些地區對考試的過分強調。

　　某些大學眾多的城市認為他們為本地的大學提供了財政或者行政的支持，所以在招生上要求有所回報。但是這些大學對本地經濟和就業帶來的效益也是不可忽視的。主要由國家而非地方投資的大學更應該對全國的考生基本一視同仁。而像重點大學分數線這類不涉及特定學校的標準也應該全國統一。

　　在全國推行統一錄取分數線的最大障礙，除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慣性以外，恐怕主要是大城市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反對者盡可以搬出“素質”、“財政”等種種理由來維護本地學生在考分上的特權，但要維護公眾對高校招生公平性的認同，統一全國招生分數線應當是高招改革優先考慮的方向。

　　另一方面，以考試為中心的招生方式并不意味著大學就不能靈活地選拔人才。我認為，改進選才模式的第一步是在不觸動公眾對公平性的信心的前提下，給大學以至特定的科系一定的自主權。比如，某大學或者專業可以要求高考總分達到要求的學生特定的科目要也達到一定的分數。或者如果高考中沒有充分考察它們認為非常關鍵的知識或能力，有條件的大學或者院系可以要求高考分數達標的學生再通過它們自己出題的考試。比如中文系可以要求考生通過本系的《古代漢語》考試。某種意義上這是現有的“自主招生”、“保送”和“特長招生”制度的延伸。解放前我國高校采取各校自己出題、公開招考的方式，而現在研究生入學采取統一考試加各院系自主出題的方式。這些比現行高考制度更靈活的考試制度也許也有可借鑒之處。當然這些改革的實驗和推廣應當慎重，而其底線還是公眾要對高校自主考試、評分的公正性有足夠的信心。我相信這種信心是可以通過公開、透明、成功的考試改革試點逐步培養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以院校為核心的考試改革可能會更有利于選拔在某方面別有特長的學生，而并不能更好地選拔某些成績未必特別突出，但是意志堅強、富于創造性和領導才能的“全面人才”。另一方面，有這些品質的人往往不必上頂尖的大學也能在社會上創業、成功。我們要反思的是，這樣我們的高等教育體系是否因此失去了塑造未來許多行業領軍人物的機會？會彈鋼琴的科學家畢竟是少數，如果高校的目標只是為了培養科學家、醫生、律師等等專門人才，我們的高等教育又能給這些未必循規蹈矩的創業者們帶來些什么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關乎對高等教育性質的認識，我將在另一系列文章中討論。

　　(作者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