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皇帝的生活哲學

　　許知遠

　　很有可能，是失敗的小說家經歷造就了杰出的歷史學家史景遷。他寫出了我們時代最漂亮的歷史作品。他的那些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的描述，山東一名籍籍無名的婦女命運的追溯，或是一群外國人如何在中國展開他們的冒險旅程，這些對美國人全然陌生的故事都足以登上《紐約時報》的圖書排行榜。他的寫作在這些故事所發生的國家內都激起了無限的閱讀

熱忱，仿佛他比我們更了解自己的昔日時光。

　　在我讀到《中國皇帝——康熙自畫像》時，清代的宮廷戲正以各種面貌擁擠在電視屏幕上。那些著名的皇帝與大臣們要么被庸俗化成市民形象，每天在不知疲倦的斗嘴；要么就戴上一副詭異的權謀面具，人與人之間的斗爭血腥刺激……與此同時，關于康乾盛世的研究也越來越令人矚目。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人構成的一個半世紀，是那個傳統中國的最后一個黃金時代，在日漸緊密的全球化格局中她依舊卓爾不群，既保持了內部世界的安定，也在外部競爭中處于領先，歐洲最才智超群之士都加入對中國贊美的合唱中。隨后中國的命運就開始發生悲劇性的逆轉。三年前，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連篇累牘的探討那個時期的中國政治人物的統治哲學，試圖以史為鑒。

　　康熙無疑是這三個皇帝中爭議最少的一位，或許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受推崇的統治者，能與他匹敵的可能只有唐太宗。試圖從昔日的統治者身上獲取領導的藝術，已變成了商業出版界大受歡迎的法則，以莎士比亞、馬基雅維利、丘吉爾為話題的管理著作充斥著書店，康熙肯定可以進入這個行列，有關他的出版物上印上“東方管理精髓”這樣的推銷用語，事實上，史景遷迷人的“康熙自畫像”正是《福布斯》閱讀俱樂部的推薦書。

　　像所有領導者一樣，康熙一生所要面對的個人內心世界與一個不斷變化和擴張的外部世界的緊張感，他要警惕面對權力的侵犯與腐蝕，對抗生命中的不可避免的孤獨感……

　　八歲時，他就享有無尚的特權。特權致力于將他變成一個抽象的人，“天子”這一稱呼表明了他是上天和普通人間的中介者，他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強調與別人不同，只有他可以用紅色的墨水寫字，他說出的話不能更改，他輕易地決定了他人的生死，他可以發起戰爭、也可以平息混亂……與此同時，他也被要求成為全國人民的道德與智力的表率，他不可以輕易展示自己的內心世界，他的言行要合符一代代積累起來的教條規范。

　　很少有人能夠在這種放縱與高強度的要求之間達成平衡。一代代帝王們為絕對的權力所傷，一些人成為殘暴之徒，另一些人畏懼責任成為逃避主義者——就在一個世紀前，明末著名的皇帝萬歷與官僚階層賭氣而二十年不上朝。

　　從1661年到1722年，康熙漫長的61年帝王生涯卻是由一連串個人與國家的勝利構成的。8歲時他繼承了一個秩序仍很不穩固的新國家；13歲時，他開始親政；16歲時，他以與其年齡不相襯的果斷清除了鰲拜；19歲開始面對席卷了半個中國的叛亂，以驚人的冷靜、勇敢平息了它；接著，他還收復了臺灣，蕩平了外蒙古與新疆，與俄羅斯簽定了中國外交史上最后的平等條約……

　　在此期間，他六次巡游中國，留下大量詩詞、書信與一份16頁的自傳，與天主教的傳教士切磋天文學知識。他的任內見證了中國的人口倍增至1.5億，疆土擴充到中國歷史上最廣闊的幅員。盡管為繼承人而焦頭爛額，但他最終的繼承者

　　在權力問題上，極端主義情緒左右著知識分子。自從梁啟超說出“二十四史非史也, 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后，中國歷史就變成了一部專制史，流動的社會被想象成了鐵板一塊。但是，對于最高權力的迷戀從來未從普通中國人心目中消退過。于是傳統政治要么就因為它是徹底專制而對現代世界缺乏精神鼓舞——它理應被拋棄，要么就變成了一個取之不盡的彈藥庫——它蘊涵了中國的所有秘密。

　　只有放在漫長的政治傳統中，我們才可能更好的評價康熙的貢獻與缺陷。帝王與龐大的官僚組織構成了政治系統，帝王是世襲，而官僚組織則由使用同樣高雅語言的精英階層所構成，盡管精英階層的成員是流動的，但他們信奉的儒家意識形態體系卻是始終不變的。

　　政治具有吞噬一切的力量，經濟力量、文化力量都難以與它抗衡。由皇帝與官僚們構成了單一的自足體系，他們擁有自己的衡量體系，而絲毫不受社會因素干擾，決定官員命運的不是公眾，而是皇帝與其他的官員。這種政治生態醞釀出封閉的、單一的政治精神。

　　于是，個人的自我約束、自我省查、自我驅動能力，就變成了這個政治體系的主要依靠。它無法防止整體制度的崩潰，卻可能成就一些卓越的個人，他們依靠不懈的內在的修為而獲得獨特地位。變革的驅動力必須來自于最高政治階層，如果時機恰當，一位天資甚高的皇帝與時代情緒恰好相符，那么他的權力將轉化成成績斐然的行動，他的智慧不會浪費在與社會的討價還價里。

　　康熙正是這樣一種皇帝。在史景遷充滿想象力的描述中，康熙則幾乎是本杰明·富蘭克林式的現代人，正是他對個人提高的可能性的不斷追逐，造就了一個繁榮年代。

　　他內心的開放性使得他愿意接受各種影響。他對于漢語、儒家典籍的興趣，使得他拓展了滿族文化的狹隘心理，在人口統計學、傳統資源都明顯處于劣勢的滿族人最終鞏固了對龐大中國的控制。盡管天主教徒遺憾于最終未能勸說他改信上帝，但這個皇帝對于科學知識的探索令他們自己都備受感動。

　　他的自我克制則更為少見。盡管生育了56名子女，他卻很少把時間浪費在床上。冷靜一些時候變成了難以參透的冷酷，當他在病重期間，聽說他的繼承人及身邊的人對此深感高興，他抑制住了自己的憤怒，只有在醫生說動怒已不妨礙他的健康時，才決定處置這些人。

　　他用無限的好奇心來對抗可能的厭倦感，他注意潮水的漲落時間，為什么腐爛的樹會在夜里發光……他也不滿意任何既有的答案，耐心的觀察賦予了他一種特別的洞察力。

　　他的理性主義滲透在他的統治之道與日常生活中。他將自己的命運交給自己，而不是不可測的力量，史景遷甚至為他想象出這樣的內心獨白：“我們的幸福由我們自己追求。”有時候，他也喜歡吹牛，他號稱自己一生殺死了135只猛虎，20頭狗熊，25頭豹子。

　　他很早就意識信息的重要性。他致力于讓自己成為一個信息的中心，他拓展個人與廣闊的社會之間的聯系，一次次巡游、與地方名流與普通百姓的談話，使他了解更真實的世界。他提高了情報傳遞的速度，盡量消除地方官員與皇帝之間的距離。

　　康熙的所有努力，最終使一個專制體制獲得巨大的生機，這種生機因為接下來的兩代繼承者的努力而到達巔峰。但這種個人的能量與創造力不可能激發起整個社會的呼應，他的后代統治的國家印證了人類學家柯瑞伯的判斷：“當那個模式里頭全部的可能都被察覺到的那一刻，價值的極點就已達到了……當其機會，或者說可能，人為發揮極致的時候，這個模式可以說是完成了。”

　　但在史景遷這本薄薄的作品里，我們看到，或許歷史劇的宿命早已決定，但這不妨礙劇中人自創出精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