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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利軍
日前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北京市民的生活質量已達到國際上認可的富裕水平———在北京市民2005年各項消費支出中，食品支出比例(恩格爾系數)為35.2%。(《北京娛樂信報》2月5日)
國際上認為恩格爾系數30%～39%為富裕，低于30%為最富裕。顯然，從恩格爾系數這一指標來看，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確實已經達到了國際認可的富裕水平。但是，消費水平不等于生活質量，恩格爾系數也并非是評價居民生活質量的惟一標準———居民生活質量理應涵蓋經濟、文化、發展前景和應對風險能力等多個方面，單一的經濟指標則只能催生“富裕幻覺”。
居民生活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發展程度，取決于居民實際收入的多寡，但是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經濟指標只是居民生活的一個方面，如果沒有相應財富文化的進步，單純經濟的層次提升就可能導向功利主義、惟利趨向；如果沒有充分的對于發展前景的預期或展望，經濟增長就可能喪失了持續增長的目標或動力；沒有充足的抗風險能力，居民的經濟收入或者生活水平改善就可能隨時被風險擊穿———居民生活質量理當是經濟、文化、發展預期和應對風險能力的和諧統一，是多項指標的綜合考量。
而我國的居民消費支出調查或是恩格爾系數的計算過程中，過多地強調了經濟的因素，而忽略了在恩格爾系數背后的居民生活質量的現實差距。比如，我國的社會保障在當前還處在發展階段，相當一部分社會群體游離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從而導致居民生活抗風險能力低下，缺乏持續發展的動力；比如，我國經濟與文化發展的不平衡，使得經濟發展速度遠遠快于文化的發展，一些先富起來的人群中出現了非理性奢侈消費等種種弊病。這些情形都足以表明，居民的實際生活質量提升在很大程度上還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上。
國外的情形則不同，盡管是同樣的恩格爾系數，在居民消費支出構成之外，美國、英法或日本等國，都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時期，已經形成了與經濟相對應的文化體系，并且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居民的收入水平與抗風險能力都已經歷了發展的檢驗。在這樣的前提下，單純的恩格爾系數就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居民的生活質量，而我們的社會文化、居民抗風險能力和社會保障則不能構成這種保障基礎，因而，單純的恩格爾系數評價則可能有失偏頗。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在于，我們恩格爾系數的調查計算本身的科學性仍有待商榷。20多年來，我國各地城調部門一直在沿用“老一套”的調查方法，一般情況下主要關注居民在衣、食、住、行、娛等八大方面的支出金額和比率，卻很少有針對不同類型人群、不同年齡階段消費者消費特點和支出比重等作出細致深入的調查分析。(新華網2月5日)
在居民消費支出的項目設計上也存在著不容回避的缺陷：傳統調查中的居住消費項目內容，只包括住房裝修、生活設施配套等相關費用，而沒有計算消費者購買商品房的支出部分。(新華網2月5日)從連年飛漲的房價來看，住房消費的支出顯然未得到充分的考慮。
在社會保障條件或文化基礎尚未完全具備的前提下，在調查項目設計的科學性有待加強的前提下，單純經濟指標的居民生活質量評價就可能形成了一種“富裕幻覺”———富裕只是暫時的和眼前的，現實的經濟富裕隨時可能被缺乏保障的風險透支。而寄托在富裕幻覺基礎上的居民生活質量，也將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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