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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大同”與“小康”，是儒家的祖師爺孔子講述歷史時，用來界定不同歷史時期的專用術語。后來，他的徒子徒孫們不斷有所論述與發揮。
近些年來，談“大同”的人似乎少了，“小康”越來越成為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
不過，此“小康”非彼“小康”。現在人們熱衷于談論的“小康”，與孔子最初提出的“小康”的含義，已經風馬牛不相及了。
此話說來長了，不得不引經據典，盡管令人厭煩，還是請各位耐心看下去。
儒家經典把夏朝建立以前稱為“大同之世”，把夏朝建立以后稱為“小康之世”，它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前者是“天下為公”的社會，后者是“天下為家”的社會。
它的出典就是《禮記·禮運》，這篇文章引用孔子的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這是古代的讀書人都要背誦的名言警句，甚至《還珠格格》中小燕子這樣不讀書的人也能夠出口成誦。
孔子的這段話，描繪了一個不分彼此，各得其所，沒有爭斗的和諧社會。在這個和諧社會中，政治權力的移交，是通過禪讓方式進行的，由部落聯盟議事會推舉賢能的人做接班人，就是“選賢舉能”。相傳堯年老時，在聯盟議事會上提出繼承人問題，眾人討論后，推舉了舜。舜年老時，聯盟議事會一致推舉禹擔任首領。這就是堯舜的禪讓——傳賢而不傳子，被后人作為美談流傳千年。孔子用無限崇拜的語氣說：“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無怪乎孟子要“言必稱堯舜”了。
這種“天下為公”、“選賢舉能”的社會，是儒家學者津津樂道的理想社會，他們稱之為“大同之世”。
夏朝建立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關鍵就在于私有制與階級分化的出現，禪讓的傳統被廢棄了。禹在權力移交時，不再遵循由聯盟議事會公推賢者的原則，把權力傳給了自己的兒子。于是，“傳賢而不傳子”一變而為“傳子而不傳賢”，從此，“天下為公”變成“天下為家”，“公天下”變成“家天下”，“大同之世”變成了“小康之世”。
“小康之世”在儒家學者那里，從來沒有什么好評。孔子如此描述“小康之世”：“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世襲)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故謀用而作，而兵由此起”。這是一個有貴賤、貧富等級區分，充滿暴力，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的社會。身處春秋末期的孔子，對于當時“禮崩樂壞”，爭權奪利的斗爭愈演愈烈，十分不滿，對堯舜時代的大同社會充滿了無限向往之情。退而求其次，回到周公所締造的禮樂文明的西周也是好的，因此他常常浩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此后的經學家們，無論是今文經學家還是古文經學家，都念念不忘先前的“大同”社會。
近代思想家康有為專門寫了一本著作——《大同書》，來詮釋《禮記·禮運》中孔子的“大同”思想。在康有為看來，《禮運》中的大同世界，就是《春秋》中的太平世界。他把傳統的儒家思想與歐洲的新思潮雜糅在一起，為人們勾畫了一幅人類“萬年樂土”的“大同之世”美景。這是一個“至平”、“至公”、“至仁”、“至治”的“極樂世界”，在那里面沒有國界，沒有私有財產，農工商各業都是公有的，人們共同勞動，共享財富；在那里面沒有君主、貴族的壓迫，沒有軍隊和刑罰，男女平等，人人獨立，對老人實行“公養”、“公教”、“公恤”。這種為了擺脫現實苦難的理想，簡直就是《禮運》大同之世的現代版，反映了仁人志士對于“大同”的渴望。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也把“天下為公”、“大同”作為畢生追求的理想。他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在國歌當中高唱“已經民國，已經大同”。以后的歷史表明，雖然并沒有真正實現“大同”，但是創建民國的袞袞諸公確實把“大同”作為目標，是毫無異議的。
歷史是螺旋式發展的，不斷出現否定之否定。先前的“大同”被“小康”所否定，后來的“小康”又被新的“大同”所否定。
那么，今日呢？我們這一代人親身經歷了“大同”，它比較公平，卻普遍貧窮。現在身處“小康”，比較富裕，卻不太公平。“小康”難道就是目的嗎？“小康”之后，是不是還會有一個“大同”呢？在“小康”的規劃之中，可不可以讓人們看到“大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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