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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政界往事》寫作自述
李亞平
一
我差不多每個周末都到北京潘家園舊書攤?cè)ヌ耘f書。時間久了，發(fā)現(xiàn)有兩類書時常以一兩元錢人民幣一本的價錢在那里被甩賣；甩賣者吶喊得很熱鬧，卻少有問津者，估計其不久后的歸宿只能是造紙廠的紙漿池了：
一類是成堆的新書。這些書包裝漂亮，用紙考究，印制精美，時常起了個聳人聽聞的書名，且成批、成套、成系列、成大全，且不乏以我國文史界名人名家為號召，內(nèi)容則大體上是所謂“攢”——意即由寫手們抄來抄去東拼西湊起來的；據(jù)說，這類書的策劃和制造者們所瞄準的并非讀書人口袋里那不多的鈔票，而是那些不讀書卻有錢的各級官員和各類大款們，供他們擺在碩大的客廳或辦公室豪華書柜里，以示品味的。于是，書商們得到了錢，擺書者得到了品味，剩余的就來到了潘家園舊書攤；
另一類則新舊雜陳，細細看去，常令人生發(fā)觸目驚心之感慨。原因是：里面聚集了大量我國史學界的名人名著和教科書。翻開來再看，就會發(fā)現(xiàn)，從史實的選取，到史識的應(yīng)用，如教師爺一般，充滿了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的不容置疑的結(jié)論，大同小異、千篇一律。用毛主席的話說，真正是語言干癟，面目可憎，的確稱得上不忍卒讀。由此明白了這些書為什么會來到這里。
而另一類歷史讀物，老幾代的如王國維、陳寅恪、費正清、史景遷、黃仁宇、唐德剛的著作，新一代的如李零、吳思、茅海建、張鳴、于濤等人的作品，在那里則全無蹤影。數(shù)年間，我在潘家園細細搜尋，于此基本沒有斬獲。和攤主們聊天時，他們告訴我，其基本貨源，以廢品回收站和在居民小區(qū)走街串巷收破爛的為主。由此可知，潘家園舊書攤相當準確地傳達和體現(xiàn)出了首都居民圖書閱讀中的好惡與淘汰機制。其間，讓人無法不產(chǎn)生時代演進之滄桑感慨。讀書、寫書、出書者實在不可不察。
我體會，“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有兩層含義：其一是說今天的生活是歷史的延續(xù)；其二則說今日的人們應(yīng)該用更新、更符合當代人類智慧發(fā)展水平的眼光來看待歷史。只有這樣，以往發(fā)生的一切對今天的生活才會有借鑒意義。或者換句話說，如此，歷史才會給人們提供更多的智慧。
這就要求從事歷史寫作的人，必須忠實于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歷史事實，從真實的、活生生的史實出發(fā)去描述與理解歷史，而不是用固有的概念和理論去圖解歷史。那種不由分說地愣把史實往概念中生搬硬套的歷史著作和教科書，就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高大全”式的文學作品一樣，不太可能會有生命力。
我在寫作《帝國政界往事》系列時，如果說遵循了什么寫作原則的話，那就是時時刻刻警告自己：不要為潘家園舊書攤提供甩賣的貨。
二
曾經(jīng)有人問一位西方的學問大家：如果讓他在十個不同的時代和國家生活，他會怎樣選擇。這位金發(fā)碧眼的大學問家第一志愿就是希望生活在中國的北宋時代。我想，我同意這位大學者的選擇。但要加一個限定詞：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是選擇生活在北宋的仁宗年間。
寫《帝國政界往事》的大宋篇時，和閱讀宋史時的感受很像：大喜大悲，亦喜亦悲，由喜到悲。
這個朝代的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科學技術(shù)進步、對外貿(mào)易與國際交往、城市建設(shè)與發(fā)展、文化事業(yè)、教育事業(yè)差不多都達到了我國古代社會的巔峰。我國的四大發(fā)明有三項是在宋代大規(guī)模投入使用的，當時最大的私立大學可能達到了上萬人的規(guī)模。宋代文化輝煌燦爛，所產(chǎn)生的歷史文化名人可以列出長長的一串，稱得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而同樣是在宋代，釀成了我國歷史上的第一大冤案——岳飛；產(chǎn)生了我國歷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壞蛋——秦檜；形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大的恥辱——靖康之恥，兩代國家元首成為敵人的俘虜。還有許多許多。在我國所有大一統(tǒng)帝國中，宋代又是最為“積貧積弱”的一個朝代。
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
我理解，歷史寫作的任務(wù)，就是不但要告訴人們歷史真實是怎樣的，還要告訴人們，為什么是這樣的。過去，我們讀到了太多對上述問題的解釋。至少在我看來，那些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的解釋中，有許多是虛假的偽歷史。它們只會使人越讀越糊涂，越讀越愚蠢，越讀越庸俗——如果你還能讀得下去的話。這是我寫作《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的基本動機。
而閱讀明史時的感覺，則特別不好。
翻開書來，不管是官修正史，還是野史筆記，一個揮之不去的印象就是：在那兩百七十六年時間里，中國人的生活特別七扭八歪，想要看到活得堂堂正正、神采飛揚的人物與故事，不是特別容易——
比如為王朝打下了大半個江山、最后吃皇帝賞賜的蒸鵝死掉的徐達；
比如劉伯溫，在我國民間名氣極大，簡直是個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神仙一流人物，卻只能吃下毒藥、肚子里長個大疙瘩、在輾轉(zhuǎn)反側(cè)中痛苦地死去；
那個天下公認的讀書種子、滿腦袋忠孝仁義的方孝儒，愣是被皇帝滅了十族；
在永樂皇帝朱棣的旨意下，不愿意順從他的臣子們的妻子女兒，遭到了無休止的輪奸——只有最壞、最下流的流氓和惡棍才能想出這樣的主意；
比如于謙、袁崇煥慘烈的冤死；戚繼光、張居正極度扭曲的生前身后；還有在監(jiān)獄浸透鮮血的稻草堆中輾轉(zhuǎn)掙扎的李贄……
就連家喻戶曉的風流才子唐伯虎，國人似乎沒有人不知道這位大才子點秋香的故事，人人都以為他活得多么瀟灑愜意，殊不知此人裝了一肚子的苦水；更不用說大畫家徐渭徐文長一次又一次的自殘了；
有明一代公認的大哲學家王陽明，不但生前活得悶悶不樂，郁悶已極，死后也不省心，家里家外的灰頭土臉一地雞毛；
那位受到廣泛贊譽和崇敬的三寶太監(jiān)，之所以要七下西洋，卻原來主要是為了尋找那可能威脅了永樂爺皇位的前皇帝朱允 ！以至于后來的當國大臣，為了防止有人再從事這種差點導致國民經(jīng)濟崩潰的壯舉，下令燒掉了鄭和積累起來的所有航海資料；
而倭寇之亂之所以在嘉靖年間泛濫得幾近不可收拾，卻原來與明代皇家特別扯淡的朝貢貿(mào)易和主管官吏的貪贓枉法密切相關(guān)。等等。
整個大明王朝似乎根本就是為小人們設(shè)計的。難怪他們會一茬一茬、前赴后繼地生長得無比茂盛。
宋代發(fā)生的許多事情，我們都可以在這個朝代的開國皇帝趙匡胤身上找到源頭；同樣，明代發(fā)生的眾多故事，也都可以在其中找到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影子。這時，只有在意識到了這一切之后，我們才會深切地意識到：這才是中國人真正的不幸所在！
宋代發(fā)生的另外一個重大事件則是儒家思想——帝國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在南宋的朱熹手中宣告完成。從此，這套貨色與帝國政治制度與傳統(tǒng)扭攪在一起，對于中國人的頭腦與心靈發(fā)生了重大影響。曾經(jīng)有人問過我：為什么不寫寫朱熹？我說，我是想對朱熹說點什么，但每每想起，心中卻更多的都是凄涼，讓人不知說什么好。
朱熹的自我感覺極好，他差不多是自以為已經(jīng)窮盡了宇宙萬物的終極真理了，舉凡天、地、人。用今天的術(shù)語講，就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加上一個人文科學，到朱熹那兒算是到頭了。不光朱熹自己這樣覺著，后來幾百年里的人們都是這么覺著；因此，他差不多可以和孔夫子、孟夫子兩位老人家平起平坐了。可是，如果細細品讀他的文章，不知別人的感覺如何，至少我本人，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存天理滅人欲之外，我真的看不出來他比前人究竟更多發(fā)現(xiàn)了哪些真理。然后就是，只要你不聽他的招呼，你就是禽獸，就是亂臣賊子，就是人人得以誅之。以往帝國政治與意識形態(tài)就是蠻橫至此。這才真正可以問一句：這叫什么玩意兒？這還怎么可能是人的世界？
到了明代，讀張居正的奏疏時，心里的滋味也是一言難盡。一個年近五十歲的首輔大臣，差不多相當于今天的內(nèi)閣總理大臣了，誠惶誠恐地跪在一個十歲不到的小皇帝腳下涕淚交流，口口聲聲稱小皇帝對自己是“恩若父子”；原因僅僅是小皇帝在張居正剛剛經(jīng)歷了一場政治搏殺之后，表揚了他一句：“先帝說你是忠臣。”
諸如此類之上佳表現(xiàn)，在中國以往的幾乎任何一個歷史文化名人那兒差不多都能看到。說我們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具有重大缺陷，這就是理由之一。在這個意義上，它根本就是栽培白癡的文化。我肯定沒有用今人之標準去苛求古人的意思。但在人類已經(jīng)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若連這種在帝王面前人如草芥一樣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碰也不能碰一下的話，那才真正稱得上一個下賤，就是一個真正的賤骨頭！
我們民族中的精華人物尚且如此。其他不說也罷。
三
現(xiàn)在，讓我們還是回到潘家園舊書攤。
從前年九月出版《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到去年十月出版《帝國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紀事》，至今已經(jīng)一年多了。我心中最為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潘家園舊書攤上，看到我的書。為此，我愿努力。即便不能永遠，至少要讓它在那里出現(xiàn)得盡可能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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