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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興庭
美國傳統基金會1月4日公布的2006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顯示，香港連續第12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新加坡則奪得次席。中國內地排名第111位。有媒體評論：12年不改東方之珠的耀眼光芒。
有意思的是媒體對于“中國大陸經濟自由度”的報道態度。有媒體說，報告顯示中國內地經濟自由度不高，全球排名倒數第47；而另外一個媒體寫道，中國內地排名第111位，綜合評分較去年減少0.17，有顯著改善。這兩種報道顯然都略帶感情色彩，影響了讀者的理解和判斷。猶如對這個“經濟自由度”，我們也應該去除意識形態的過多干預，給予客觀、公正、謹慎的評價。
從這份報告中可以看出，從總體上來說，經濟越自由的國家就越富裕。在經濟自由度與經濟繁榮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著很強的正相關。追溯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可以說，經濟自由正是市場經濟的靈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說，自由與發展互為目標和手段，自由是發展的基礎，發展必須以自由為前提，“如果一個社會的發展是以壓制自由為代價，那么，經濟的手段永遠不可能從根本上搬開阻礙經濟發展的絆腳石”。
前蘇聯就是一個典型。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蘇聯高度集權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并成為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楷模。但實踐證明，缺乏自由的支撐，終將失去發展的動力。中國改革開放后的歷史實踐，同樣也有力地證明了自由之于發展，形如流水之于行船。
路德維希·米瑟斯是上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有一本著名的著作《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他說：“一個人如果有志于使他所處的比較狹小的集體繁榮昌盛的話，那么他也同樣會有志于全世界的繁榮。”事實上，共產主義者也早就意識到“個體自由”這個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列寧在1924年指出，向社會主義過渡，必須“借助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依靠從個人利益的關心，依靠經濟核算。”在中國當代，有關經濟自由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爭辯則由來已久，所謂的“自由右派”、“新左派”在經濟學領域各立山頭。然而，今天的討論已遠不是“經濟自由”是否存在效率，而是如何給予“經濟自由”以規范的定義。
對于這個“全球經濟自由度”排名，據筆者了解，他們是通過對十個方面的政策要素來評述的，即貿易政策、稅收政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貨幣政策、資本流動、外國投資、工資政策、價格控制、規章制度和黑市規模。在中國大陸，盡管經濟體制改革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但由于國有經濟仍是國民經濟的主要成分，以及政府對銀行、金融行業過多的指令性控制，以及高昂的稅率，嚴重阻礙了經濟發展的健康運行。而中國香港，之所以能夠連續12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則是因為香港有著明晰的產權制度、相對簡單的稅法、非常溫和的稅率以及政府堅持對經濟“無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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