驢的雜述

　　□ 汪朗／文

　　世上之物，本無常值，一旦稀缺，往往貴重。官員、經濟學家甚至毛驢，皆如此。

　　清人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自秦以上傳記無言驢者。意其雖有，而非人家所常畜也。”據專家考證，毛驢最初出自西北少數民族地區。從邊疆引入內地，大約在三千多年

前的商湯時代。其時由于交通不便，驢騾只是作為“貢品”獻給帝王玩賞。漢初時，毛驢依然十分稀罕。《陸賈新語》記載：“驢騾駱駝，犀象玳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毛驢可與珊瑚珠玉媲美，自然屬于寶貝疙瘩。

　　不過，地位貴重之毛驢，除了嗓門宏大，拉車載物的本事到底有限，于是不免惹來物議。《史記日者列傳》已有評價：“故騏驥不能與罷(疲)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給毛驢們打分甚低。

　　東漢末年，毛驢又大大風光了一回。據《后漢書》記載，漢靈帝曾經“于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為大樂”。老大率先垂范，于是王公大臣競相坐起了驢車，使得毛驢再度成為稀缺資源，“賈與馬齊”。對此，有人頗不以為然，認為“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并認為后來董卓陵虐漢室，就是漢靈帝和驢套近乎的報應。此論一出，毛驢在官場之上再無出頭之日。

　　平心而論，毛驢之個頭氣力雖不及馬騾，但是吃苦耐勞，也不講究伙食標準，特別是在崎嶇山路載貨馱人，往往非驢莫屬。只要不硬性拔高，其性價之比并不低，因而三國時毛驢已用于運輸，唐代還在陜西一帶設立牧場，大規模繁殖驢、騾。至今，關中驢仍是優良品種。

　　唐代長安毛驢，常與失意文人相伴，杜甫便在驢背上消磨過許多時光。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對此有著具體描述：“騎驢十三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長年騎著個瘦驢跟在當權者的馬屁股后面吃灰，滋味自然不好受。不過，若無這番經歷，詩圣恐怕也難修煉成詩圣。八抬大轎之中，只能生產御用詩人。

　　杜甫所騎，是私家之驢還是出租之驢，無從知曉。不過，清代京城則確有“驢的”可打。道光時人楊敬亭在《都門雜詠》中，對此有具體記載：“一城三里踏沙塵，十個猴頭受雇緡。來往最多天下士，也應駝著作詩人。”當時京城俗語，把一文制錢稱作一個猴頭，相當于現在的一兩角錢。十個猴頭打“驢的”，可以跑三里地，價格不算高。只是，由于“驢的”載重有限，司機只能跟著毛驢一溜小跑，比較辛苦。其時，京城和通州之間還有無人駕駛之長途“驢的”，旅客只要交足銀兩，便可自己騎上毛驢直達目的地。如果某個壞小子想在半路將驢趕入小道，劫持轉賣，毛驢便會將其掀翻在地，揚長而去。因為跑這條線路的毛驢都是喂熟了的，只認大道兩頭站點，名曰對槽驢。

　　比光屁股驢略高級些的，是驢車，好歹有個車棚子可以遮陽擋雨。不過，當時官員雖然俸祿有限，但其他名堂不少，因而多數都能拴個馬車騾車代步，打這種“驢的”的，和早年間的驢子一樣稀罕。據《清代名人軼事》記載，道光年間的刑部尚書戴敦元，一次下大雪時，當街攔了一輛“驢的”上衙辦公。下車時，戴尚書脫去雨罩露出了官帽上的紅頂子，“御者大驚，將棄車而逃。”因為從沒見過部長打“驢的”的。從此，戴敦元便有了個外號——驢車尚書。戴部長屬于高官中的異類，喜歡讀書，卻不太會撈錢，故而還有另一個外號——破敗書櫥，“以公萬卷羅胸，而粗服敝車，外觀極寒儉也”。

　　如今，京城“驢的”早已為轎車所取代，一般百姓可以隨便打。但是夠級別干部“打的”的，還是少，畢竟不如公車方便排場。我有一老領導，后來成了正部級，但仍不改文人氣質，在位時退休后，外出并不憚坐出租。一次他“打的”去參加“兩會”，還在長安街就被警察攔下來了，說是開會期間

　　從出租車司機的言行可以看出。盡管“頭兒們”坐出租仍是新鮮事，但社會畢竟在進步。因為“御者”得知搭載之客是“頭兒”時，只是小怪而非大驚，更沒有“將棄車而逃”，還能隨意調侃兩句。

　　“老北京”講話——“知足吧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