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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萬君
在我居住的城市里，不時發生農民在即將被征用的土地上搶種果樹，后被有關部門糾正的事情。
農民搶種果樹，真的是因為貪婪和大膽嗎？這個結論不能隨便下，根據個人的生活經
驗，我認為農民這類不守規矩的行為背后更多的是無奈。和搶種果樹性質相同的這種事情，我小學的時候就經歷過很多。小學一年級下半學年，因為家庭搬遷，我轉到了郊區一所很鄉土的小學就讀。粗略地回想，我的同學里應該至少有三分之一來自附近的幾個村莊，都是菜農家的孩子。
那時候城里人不大喜歡菜農，嫌他們太“狡剋”，總想占附近幾個大工廠的便宜。比如說工廠擴建需要征用農地，他們就一定想方設法設置障礙，討要許多在城里人看來極其苛刻的條件。記得四年級時，我的一個同學，他們家竟然連夜在即將為麻紡廠擴建征用的土地上蓋起幾間用舊轉頭、爛瓦片湊合的房子，照好房子的價錢向工廠索要賠償。但這還不是最招人痛恨的行為，城里人最為不平的是菜農向工廠索要招工指標——不僅要臨時工名額，還包括正式工指標。這簡直讓工廠里的城市戶口家庭憤憤不平，因為這等于和他們的子弟搶本已難得的飯碗。
和工廠討價還價，菜農們實際上最后并不能占到什么實質性的便宜，有時甚至還會為此變得很對立。城鄉對立的利益訴求，往往在生活中演變為互相敵視的情緒。盡管如此，在上世紀70年代的那片鄉土環境中浸泡過的生活記憶，還是讓我對菜農們失去生活依靠的那份不確定和恐懼懷有理解。在當今普遍缺乏未來穩定預期的生活環境中，我們誰不想為自己獲得更多的保障？農民刁蠻的說法，我實在不敢認同。如果說他們的行為是出于過度的貪婪，我們其實也不比他們慷慨到哪里去。我更愿意相信，用種果樹、蓋房來為土地的征用添亂，實際上正反映了他們處于一個不平等的談判地位，手頭也實在沒有什么夠分量的談判砝碼。這個道理，很多人已經說了很多年，可惜現實情形并不比以前有多大的改進。
這些年，我們的城市化進程太快了。去年駕車沿京珠高速公路走了一個來回，體驗特別深。我們必須明白，現在排山倒海式的城市化并不是農民們自主的經濟進程。在這樣一個并非自主的進程之中，他們不僅無法掌握變化的節奏和時機，也來不及就此按照城里人的想法，丟棄原來生活形態下鑄就的信念，一夜之間轉變思維，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城里人。不要說處在城市化邊緣的農戶們，就是在我已經生活了近20年的這座現代化城市里，已經在摩天大樓里的“城中村”居民們，面對未來，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當年家鄉的菜農連夜蓋房子無非是想增加談判的砝碼，好爭取到工廠里的工作。可我現在生活的這座城市里搶種果樹的農民，已經連值得談判的預期都沒了，除了現金。為了把自己的未來馬上套現，他們只能夠用這種很笨的方法在自己的土地上和對手玩一場好萊塢動畫片式的貓捉老鼠的游戲。可惜的是我們這些城里人往往分不清誰是Tom，誰是 Jerry。
農民搶種果樹，只能說明果樹下面的土地價值被低估了。即便再多的人不愿同意，我也不想和誰爭論。如果有可能而且夠大膽，讓我們做一個實驗就夠了：讓農民們自主地和土地的購買者展開價格談判，不管這個購買者是開發商還是什么部門，我們只要保證一個條件，那就是不可以在“善”的名義下隨便動用權力，也不可以像當年我知道的火柴廠給人那樣往人家的魚塘里扔“炸彈”。做不到這一點，不管實際的情形如何，我們也只好認為付給農民的土地價錢太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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