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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戈/文
王唯銘始終稱自己為“狩獵者”，這并不始于《上海七情六欲》。他對這個名詞中隱含的某種清醒的觀察意味和伺機捕捉獵物的行動者意味顯然很心儀。但我并不是很喜歡這個有點夸張的詞，我寧可稱他為一個很好的“梳理者”。實際上，王唯銘在他最近的幾本書中，一直在以他特有的持久的關注力和對時代細節的敏感與搜集能力，為我們這座城市一個世
紀來的各種物質史做著梳理工作。在《不可遏止的活力》里，他已經為我們梳理了100年上海建筑的風云變革。這種工作也許跟王唯銘心中始終暗藏的“史詩情懷”尚相去甚遠；也許因為王唯銘并不是每一個領域的專家，難免浮光掠影；但對于我這樣一個健忘者，卻是最對癥的藥。而在這個三年就大變樣的時代，健忘根本就是一種流行病。
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我第一次在《青年社交》上讀到王唯銘的文章。從那時候開始，他就一面揮舞著切·格瓦拉的旗幟，一面捕捉和審視這座城市的最新時尚。我當時驚訝于他的文體，驚訝于他說出的那些我完全沒有知覺到的城市欲望的暗流，因此而記住了這個名字。后來我們成為同事和朋友，漸漸地，我可以開始對他幾十年一貫的文體提出我的意見，對他觀察到的現象發表我不同的見解。但是有一點，始終是我做不到，也是我最欽佩的，那就是他對生活投入的異乎尋常的熱情；他讓自己的目光隨時緊跟著時代每一個細微的變動，并且因此而能夠攫取到如此之多的生活各個層面上的細節；僅僅是這種“胃口”，就讓我嘆為觀止。
在《上海七情六欲》中，王唯銘繼續，甚至是變本加厲地展現他這方面的超強能力。似乎從1965年到2005年間，所有的事件，大到國家的天翻地覆，小到咖啡壺頂玻璃球里變化的顏色，他都記下來了。我不知道這是由于他記憶力特別好，還是他早在40年前,就開始有意地為自己的史詩雄心搜集材料。總之，當王唯銘按照年代順序，把大大小小人物的欲望以及他們的欲望對象清清楚楚梳理好擺在我面前的時候，我是如此感激他，為一個健忘者雜亂不堪模糊不清的記憶迷宮，提供了一個線頭。我拽著這線頭，走過400頁厚的書，身后的40年,終于可以以一種比較清晰的形象顯現出來。
我在電話里對王唯銘說，你的書，前2/3，我看得很激動，似乎讓我很真切地回到了我過去的生活，盡管距離遙遠，但是如在眼前；反而是書的后1/3，我不太喜歡，90年代中后期至今這10年，盡管剛剛過去，卻有強烈的“夾生”感。我想，這是因為前者在歲月的淘洗下，更容易顯露其本質的一面，而后者實在太近，單純的描摹、難免的獵奇以及似是而非的批判，反而讓它們像是隔了一層毛玻璃，近在眼前，卻摸不著，看不清。王唯銘在從遠視調到近視的過程中，有點失焦了。
而這失焦，其實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欲望本身的性質改變了。
欲望曾經是一種巨大的解放力量，當這種生命本能與那些外在的壓制力量激烈斗爭的時候。曾經，欲望可以宣稱自己就是自由，是自由地實現自己這個生命體的本質力量。那些王唯銘津津樂道的“三包一尖”(大包頭、包屁股褲子、包褲腳管和尖頭皮鞋)、“大小翻領”、喇叭褲、爆炸頭以至牛仔褲，無一不是以生命的名義，試圖沖破政治的羅網。1965~1980年間，在一個政治上窒息的時代，私人的小小的欲望成為唯一的武器，即使它無力挑戰秩序，它仍然可以為你清理出一塊最小的場地，讓你保持一部分自我的空間。但是隨后，隨著個人欲望的正當化，它的性質也悄悄改變了。似乎它從一種革命性的因素，漸漸地向一種維持秩序、維持既得利益者地位的支柱蛻變。
然而事實上，欲望并不具有它表面看上去的革命性，它總是自己反對自己(但是披著別人的面紗)，而從來沒有能力去解放別的東西。在1965~1980年間，只是享樂的欲望以個人的名義挑戰(清教式的)政治權力的欲望而已，而所謂的自由、解放，只是兩種欲望激烈交鋒時留下的空隙，一旦某一種欲望明顯占據了上風，空隙就迅速被擠壓，甚至被取消存在的余地。當享樂的欲望在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后以勝利的消費主義姿態逐漸掌握主流，權力的欲望越來越淪為其工具和附庸，自由的空隙就又一次被壓縮到很可憐的地步。欲望從來就是這樣一柄雙刃劍。
現代享樂欲望的“祖師爺”，應該是薩德侯爵。盡管如今學術上賦予他越來越獨特的地位，但我始終認為，薩德并不是個斗士。他不愿屈服于迂腐的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卻心甘情愿地屈服于自己的本能欲望。和他猛烈攻擊的偽君子、衛道士一樣，他也是奴隸，只不過臣服于不同的主子罷了。王唯銘顯然對于早年欲望的解放作用印象極為深刻，而且這一直是他用來調和他的理想主義與享樂主義(這兩者在他身上幾乎平起平坐)的有效手段。但是這也造成了他在面對如今泛濫的消費主義欲望時極大的困惑：那種在望遠鏡里如此卓爾不群的鮮活的力量，怎么在裸眼的就近注視下，變得如此卑俗、糜爛，甚至帶著死亡之舞的氣息？當欲望像不可阻擋的泥石流一般邏輯地走向它的自我毀滅(想一想古羅馬)，還有什么能夠拯救我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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