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重應用輕理論 理論經濟學研究受冷落

　　何大安

　　編者按

　　一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變遷，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發經濟理論的“相對貧困”。近幾年來，我國經濟理論界的熱點話題之一，是體制轉軌背景下中國經濟學家的分工問題。這

些討論曾涉及經濟學家的學術理論層次、主體服務

　　職能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學術品格等，但迄今并沒有取得大體一致的意見。經濟學家分工及其職能究竟由什么規定？經濟學家服務于大眾要不要關注學術品位？本文認為，社會需要形成經濟學的分類，經濟學分類決定經濟學家的分工，經濟學家要展示較高的學術品格，必須擺脫世俗的誘惑。歡迎大家就相關問題進一步討論，相信這一討論有助于人們在新的歷史時期對經濟學家分工的認識達成更多的共識。

　　人類自從有了社會科學，就從未停止過對學科的理論架構和實際應用的邊界、范圍等方面的分析研究。隨著世界范圍內工業文明的迅猛發展，經濟學“疆土”的不斷擴張，促使人們對經濟學分類與經濟學家分工等相關問題予以特別關注；尤其是隨著不同類型經濟學家服務于不同對象所引發的學術觀點、研究領域、分析方法、社會公認度的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貨幣化和非貨幣化收益的現實，更是激發了人們對這個問題爭論的興趣。但是，現有的關于經濟學家角色的分析，通常集中在經濟學家的類型劃分、研究特色、社會作用等方面，而很少從社會需求的角度對經濟學家的分工問題進行專門的解說，尤其沒有從經濟學分類的規定性來談論經濟學家的分工。本文試就這些問題談點看法。

　　明晰經濟學分類和經濟學家分工的相互關系，有助于理解不同類型的經濟學家所從事的不同的研究工作，從而停止那些把經濟學家劃分為“三六九等”的不必要的紛爭

　　經濟學的分類問題，不僅涉及到經濟學科內部的層次結構以及與此相對應的學科建設，更重要的是，它同社會發展決定經濟理論必須服務于實踐的需要相聯系。理論經濟學產生于人們要求有解釋一般經濟行為的經濟理念，應用經濟學產生于企業和個人在諸如生產經營、投資、理財、貿易、會計、簽約等活動中需要有一定的理論指導，管理經濟學則是經濟組織系統、有序運轉的需要。至于這三大經濟學各自內部的細類劃分，我們仍然可以從實踐對理論提出的要求來回答。

　　綜觀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史，經濟學的分類是與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的進程相聯系的。以經濟學分類的排序而言，一般是先有理論經濟學而后有應用經濟學和管理經濟學；就某一大類的再分類排序而論，則是由理論層次到具體應用層次的擴展。例如，以應用經濟學來說，是先有應用經濟學理論，后有投資經濟學、產業經濟學、人口經濟學、保險經濟學、銷售經濟學等等，而不是相反。這是人們所熟悉的，不再贅述。

　　經濟學家的分工是指學者從事學術研究活動的具體領域及其對象性。隨著社會經濟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大，就像沒有哪一個數學家能夠精通所有的數學領域一樣，如何出色的經濟學家也不可能對所有的經濟領域都作出貢獻性的研究。經濟活動寬廣的覆蓋面以及人的精力的有限性，要求經濟學這門學科必須有適當的分類。這就是說，經濟學的分類決定了經濟學家的分工，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經濟活動日趨復雜和人們對經濟活動的認識逐步加深，經濟學家通常會調整特定研究對象的分析范圍，對經濟學的分類進行適合于現實需要的調整，這可以理解為經濟學家分工對經濟學分類的反作用。

　　概括而論，某一時期經濟學家的分工是由經濟學的分類所塑造的，經濟學家分工的不斷變化又會影響或制約經濟學的分類，而所有這些都是由經濟學的發展必須適應現實需要來規定的。例如，現代經濟學的發展越來越重視對不確定條件下人類行為方式的研究。傳統主流經濟學對這種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活動的研究范圍，并附加一系列的約束條件。但由于人類的經濟活動不僅僅是純粹的經濟行為，它會受到許多社會性因素的影響，約束條件越多就使得經濟理論分析越容易脫離實際。于是，一大批非主流經濟學家脫穎而出，他們改變經濟理論分析的“游戲規則”，將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揉合于經濟學分析。顯然，經濟學家的這些努力重塑了經濟學的分類和經濟學家的分工。同時，隨著理論經濟學新的分類的出現，應用經濟學和管理經濟學也會隨之發生新的分類，經濟學家的角色也會在分工方面發生變化。明晰經濟學分類和經濟學家分工的相互關系很重要，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不同類型經濟學家所從事的研究工作的現實需要性和重要性，停止那些把經濟學家劃分為“三六九等”的不必要的紛爭。

　　目前我國經濟學界有一種值得關注的現象，即政府經濟學家和企業經濟學家的隊伍不斷壯大，理論經濟學研究被冷落，重應用輕理論的傾向十分明顯。

　　國內一些學者曾從研究對象、服務對象以及經濟學的研究層次等方面把經濟學家劃分為多種類型，認為對經濟學家的劃分要有統一的標準。圍繞這些標準，對經濟學家的學術背景、服務對象以及由此引發的經濟學家的“貞節”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如幾個月前的關于“經濟學家究竟有沒有集體失語”的爭論。這些爭論十分激烈，涉及的問題也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與經濟學家的劃分究竟以什么樣的標準有關。

　　從經濟學家的研究和服務對象以及由此派生的綜合職能考察，我們傾向于把經濟學家劃分為理論經濟學家、政府經濟學家和企業經濟學家。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需要經濟學家的理論概括和總結，經濟學的理論平臺需要不斷地重構和提升；政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政策和手段，需要有反映經濟運行機理的理論作指導；企業面對不斷變化的市場信息和環境，需要經濟學家來把脈。因此，這種劃分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以研究或服務對象為依據的經濟學的分類原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時，社會經濟活動要求理論研究分為不同的類型，這些要求是經濟學分類的原動力，也是經濟學家分工的社會規定性。但是，目前我國經濟學家的分工有一種值得關注的現象，即政府經濟學家和企業經濟學家的隊伍不斷壯大，重應用輕理論的傾向十分明顯。為此，很多學者對之展開過批評性的評論，認為理論功底不扎實的經濟學者不宜對政府和企業的行為“指手劃腳”。

　　以上現象也反映了理論經濟學備受冷落的問題。誠然，這種受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可能是研究政府和企業關心的問題比純粹的理論研究能夠取得更高的收益。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也存在，但在我國比較顯著。我國的體制轉軌使政府和企業經常碰到一些亟需利用經濟理論解釋和解決的問題，于是，大量的縱向和橫向課題應運而生，一些原本可以在理論研究方面有所成就的經濟學者，為經濟效益計，紛紛擠入了政府或企業經濟學家的行列，他們或千方百計爭取高額資金支持的課題，或到處作專題報告和講座。相形之下，那些專心于理論研究的學者便深感冷清。無獨有偶，政府和企業的政策、投資等方案由于獲得了理論依據，批準立項和具體實施就一馬平川了，一些媒體以自身利益計也不甘寂寞，或不切實際地刊登介紹某某企業如何了不得的長篇大論，或將一頂頂“著名經濟學家”的桂冠戴在一些學術水平平平的經濟學者的頭上。更有甚者，個別“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直接插手于金融市場，為股市行情“說文解字”。如此等等，可以理解為是導致我國現階段經濟學分類、進而經濟學家分工“比例失調”的催化劑。

　　人類社會存在著許多妙不可言的現象。一些本來名不正言不順的行為方式，如果蔚然成風，便可以名正言順而沒有任何風險。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孫注：比如體育博彩，比如婚前同居，比如交結評委)。不過，對個體沒有風險并非意味著對社會沒有風險。理論經濟學受到冷落，不僅會降低經濟學這門一級學科的水準，而且會對經濟學分類和經濟學家分工產生不良的影響。從需求來考察，社會不僅需要理論經濟學和理論經濟學家，而且也需要應用經濟學、管理經濟學方面的政府經濟學家和企業經濟學家。但經濟學家指導社會經濟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理論素質和功底，必須熟悉宏觀微觀經濟運行的機理，必須具有知識分子的良知。殊不知，政府和企業經濟學家診斷政府的大政方針和企業的營銷策略，是以扎實的經濟學修養為前提的，僅僅依據表面現象大發議論是危險的。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擺在經濟學家面前的任務是在精通理論的前提下如何將理論服務于實踐，經濟學家的歷史使命是“貨真價實”地為社會不同層次的需要作出自己的貢獻

　　一些愛好評論的人，在對不同類型經濟學家的研究對象、理論框架、學術層次、學術造詣等進行綜合評判時，喜歡對那些學術水平一般而身居要津、或專事“雕蟲小技”之研究的經濟學家進行藝術性嘲弄，從而流露出以“家者大師之謂也”來判別“經濟學家”的思想痕跡。其實，從一般意義上來理解，經濟學家是從事經濟理論和實踐活動研究的學者，我們可以根據他們的理論貢獻將其劃分為大師級經濟學家和普通經濟學家，大師級經濟學家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著名經濟學家。但這一崇高的學術稱謂是學術市場賦予的，不是自詡的，也不是全然由媒體烘托的。因此，我們倒是奉勸那些學術成就平平的經濟學家，在對待“著名經濟學家”的美譽時，應該謹慎。

　　經濟學家的檔次之分沒有經濟學分類的規定性，從事理論、政府、企業研究的經濟學家均可以成為著名的經濟學家。不過，西方國家的著名經濟學家通常是在理論方面有較深的造詣后才成為著名的政府經濟學家或企業經濟學家的，很少有相反的情況。例如，凱恩斯是先有《通論》才成為超級政府經濟學家的，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基本上是由一流的理論經濟學家組成的；著名的企業經濟學家也存在著類似的情景。聯系我國的情況來看問題，應當承認，人們對那些理論水平一般甚至從未寫過一部被社會公認的論著的所謂政府或企業經濟學家的非難，不能說沒有道理。凡是有過一定學術生涯的學者都知道，做學問是要歷練的，是要耐得住甘坐冷板凳之寂寞的，那些認為政府、企業經濟學家的進入門檻低、走捷徑容易的學者，倒是應該冷靜地思考思考來自同行的指責。

　　經濟學家的任務是給人們經濟活動的行為方式開藥方，但政府調控經濟運行并不直接需要深奧的經濟模型，企業投資和產供銷不需要來自微觀經濟學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的經典教誨，老百姓的理財活動也不需要復雜的市場、價格、供求理論，這在客觀上對經濟學的分類從而對經濟學家的分工提出了更加具體的要求。現在很多人提倡要把深奧的經濟學理論用淺近的語言來表達，以指導人們的市場經濟活動。最近，溫家寶總理提到了發展經濟學大師舒爾茨的“窮人經濟學”概念，希望經濟學家們能夠給老百姓的經濟活動“指點迷津”。我想，溫總理的講話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涉及到了經濟學的分類和經濟學家的分工問題。因此，從實踐的角度看，擺在經濟學家面前的任務是在精通理論的前提下如何將理論服務于實際，而不在于經濟學家的類別劃分。

　　總之，社會需要決定了經濟學的分類并由此規定了經濟學家的分工，社會要求經濟學體系由理論、應用和管理三大塊構成，經濟學家的歷史使命則是“貨真價實”地為社會不同層次的需要做出自己的貢獻，以繁榮經濟學的文化市場。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