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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劍雄
從明朝永樂三年(1405年)起，由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七次航海，歷時28年，遍及亞洲和東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充分顯示了當時中國已達到的科學技術水平和經濟實力。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鄭和航海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是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產物。我們今天紀念鄭和航海，也正是為了從
中汲取人類共同的智慧，記取歷史留下的教訓。
對鄭和航海的目的，以往有尋找建文帝下落、打擊海外敵對勢力、宣揚國威和從事對外貿易的說法。近年的研究已經證明，尋找建文帝下落純粹出于猜測，打擊海外敵對勢力也毫無根據，只有宣揚國威有史料根據，從事對外貿易比較符合實際。
當時的明朝，無疑是東方最強大的帝國，也是東方文明的中心，而明朝建立以后，還沒有正式與海外各國交往，明成祖派特使宣揚國威，即使稍費些錢財和人力，照理無可厚非。從事對外貿易，如果是互通有無，更是利國利民。但是，隨著鄭和遠航的延續和航程的擴展，國內民怨鼎沸，大臣紛紛反對，制造寶船下西洋已經被當作一項弊政，以致記錄鄭和七次遠航的檔案也被故意銷毀。后人當然可以指責這種愚蠢的行為——即使不應該再進行遠航，已有的記錄是何等珍貴——但如果站在明朝臣民的立場，對這種過激做法也不難理解。
宣揚國威要實事求是，也要講究成本
像明朝這樣一個大國要對外發揮積極作用，采取行動宣揚國威，是完全正常的。鄭和的船隊主要由船員和文職人員構成，軍隊的數量不多，主要用于禮儀和自衛。不得已動武時也相當節制，并且沒有在外國留駐軍隊，或建立軍事基地，更沒有趁機建立殖民地，更是值得稱道的和平外交。
但是凡事都有度，宣揚國威同樣如此。一個國家政府的收入總是有限的，在保證經常性開支的前提下，能夠用于特殊、臨時、額外開支的錢不可能很多，偶爾增加可以動用積累，一旦成為經常性的開支就必定會影響其他正常項目，除非能找到新的財源。鄭和遠航每次都要建造龐大的船隊，籌備維持這支船隊正常航行所需的人員和物資，配備2萬多人在海上長期生存的物資，攜帶無數顯示明朝富足的商品和贈送各國的禮品。直到今天，海軍還是最費錢的兵種，其維持費用也最昂貴。相比之下，我們可以明白，當初動用2萬多人遠航的花費是何等巨大！與此同時，明朝政府還要為建造北京的宮殿和城市、遷都北京、打擊元朝的殘余勢力籌集經費。要是根據國家利益和民眾的需求來排出輕重緩急，下西洋顯然不會排在首位。即使首次下西洋能排上首位，也不可能一次次都如此。
明朝以前，中國歷代具有一定影響的地域范圍是今天的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但是真正來往比較密切的，還是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中南(印度支那)半島。唐宋以降，阿拉伯商人頻繁往返，有的還在中國長期居留，但雙方從未建立官方聯系，中國人很少參與阿拉伯的貿易，或者進入阿拉伯地區。就是在明朝影響所及的范圍內，人員和物資的來往也很有限，所以如果僅僅是為了宣揚國威，明朝并沒有必要將航程擴大到傳統的影響范圍之外。以科學考察、貿易殖民為目的，自然越遠越好，但到達一個以往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也沒有來往的可能，一旦有事則鞭長莫及，就起不到什么宣揚“國威”的作用。即使對方知道了你的“國威”，又能怎么樣？
對外貿易必須平等互利
貿易要講平等互利，今天已是常識，但鄭和時代卻沒有這樣的概念。首先，當時的中國，從皇帝到臣民都相信“天朝無所不有，無需仰賴外人”。而且實際上，要維持一個農業社會，養活當時大約7000萬人口，中國自己出產的糧食和物資也綽綽有余。而朝鮮、越南、緬甸、老撾、琉球等屬國和日本等鄰國，的確不如中國富強，盡管其中有些國家已深受中華文明影響。至于更遠的其他國家，在明朝人的眼中還是不懂天朝禮儀的“蠻夷”和茹毛飲血的“生番”。一方面自己并沒有需要，另一方面對方又比自己貧窮落后，以為人家都有求于自己，所以就只有“朝貢”，而不會有真正的貿易。
所謂“朝貢”，必須有對方向中國稱臣的前提，即承認政治上從屬于中國，其君主的地位低于中國皇帝，只相當于中國的臣子，所以對方只有向中國“進貢”或“納貢”的義務，沒有討價還價的權利。“貢”什么，“貢”多少，用什么方式、從什么地方、來多少人、可以停留多久，都得由中國方面決定。選擇“貢品”也不是根據雙方國民的需求和實際產量，而是出于中國皇帝或主管官員(有時甚至是具體經辦人員)的愛好，或者只是為了維持傳統。但另一方面，中國是天朝大國，“富有四海”，對小國、臣下、“蠻夷”自然要“薄來厚往”，“賜”的物品一定要比對方“貢”的更多，更好，更值錢，更體面。“賜”物中雖然也有對方的確需要的商品物資，但另一部分卻是貴而無當的禮品，中國方面花不少錢，對方帶回去卻沒有什么用。除非對方有眼光保留到今天，才能成為珍貴文物。
鄭和進行的就是這類“朝貢貿易”，帶出去的是金銀財寶、古玩文物、絲綢、茶葉、瓷器，帶回來的、或由各國使者隨后“進貢”的卻是對普通百姓毫無用處、或者根本無權享用的福鹿(長頸鹿)、獅子、珍珠、寶石、沉香、蘇木、胡椒等。有的長期儲存在國庫備用，有的還得花錢供養，如要在冬天相當寒冷的北京飼養原產于東非的福鹿，政府的開支和編制都要增加。“朝貢貿易”的規模越大，民眾負擔越重，政府的開支越緊。宣德年間，一度無法開支官員的俸祿，只能將國庫積存的蘇木折價代幣。
這就不難理解，在抵制鄭和遠航的同時，明朝的民間勢力卻在為打破官方的海禁而一次次抗爭，甚至不惜雇用日本武士，打著“倭寇”的旗號堅持武裝走私。從明朝中葉開始，境外傳入中國的新作物——玉米、紅薯、土豆、花生迅速傳播，成為當時南方山區養活億萬人口的物質基礎。
如果我們能記取這兩點歷史教訓，中國的海洋時代才有可能來到，才有益于中國，造福于人類。(作者為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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