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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面無私、清正廉潔、大義滅親、不畏權(quán)貴，央視又為觀眾塑造了一個夢幻般的清官形象。當我忙碌了一天后，端著飯碗第一次看到那位不穿標志尊貴的服裝，沒有鳴鑼開道、前呼后擁，摘掉了貪官污吏“頂戴”的《大宋提刑官》出現(xiàn)在央視黃金時段時，我就知道，央視的編導們已經(jīng)點中了老百姓渾身通泰的“穴位”，老百姓們又要執(zhí)著地盼望電視劇里的宋大人就這樣一直“斷案”下去。不出所料，之后央視索尼公司公布的數(shù)據(jù)表明：有1.03億多觀眾收看《大宋提刑官》，收視率超過《新聞聯(lián)播》和《任長霞》，位居2005年央視上半年
所有頻道第一。目前，編導們又在緊鑼密鼓地籌備開拍第二部，繼續(xù)讓“宋大人”斷案。
然而，只要查閱一下宋史就會知道，宋慈生平未見傳記，并非大宋名臣。劇中其妻之父，身為朝廷要員的吏部尚書薛庭松，竟然也不見只言片語。可見聯(lián)姻權(quán)貴而不與之同流合污，完全是劇作者為渲染宋慈的骨鯁正直而虛擬的情節(jié)。特別是宋慈集前人斷案經(jīng)驗所著的《洗冤集錄》，基本上刪去了具體案例的情節(jié)，只是提煉些帶有規(guī)律性的檢驗方法與技術，這就更為編導們神化宋慈形象留下了充分的空間。與包括包拯、海瑞等在內(nèi)的歷史上公認的“清官”一樣，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無所不能的先知、先覺。
這在官場黑暗的封建社會倒還可以理解。草民含冤，求告無門，青天驟現(xiàn)，歷經(jīng)劫難，沉冤得雪。對平民百姓來說，清官的誘惑力超過了劫富濟貧的俠客。畢竟一劍在手除暴安良的俠客，所能濟助的不過是幾個，最多幾十個弱者。而一個清官卻能解救一縣、一省的百姓于水火。于是，百姓們開始了千百年的造神運動，開始了漫長的、望眼欲穿的苦苦等待。
今天，歷史的滾滾車輪已經(jīng)進入了21世紀，歷史早已證明清官與之所處時代間的無奈，包拯所處的宋仁宗時期、海瑞所處的明神宗時期反而是歷史上貪污橫行的時代。社會結(jié)果的造成根源是體制而非生活在體制之內(nèi)的人。“寧可錯抓一千，絕不放走一個”，宋皇的“批復”大于法律，謝主龍恩、吾皇萬歲之類的破案思路，只能阻礙社會民主和法制建設的進步。
但是就這樣，一個被完全神化、粉飾了的清官仍然再一次打動了捧著飯碗吃飯時的中國老百姓。觀看一個被神化了的“人治”社會里清官的觀眾，居然比觀看法治社會里以紀實、關注民生為主的《新聞聯(lián)播》的觀眾還多。這說明了什么呢？
說明民眾對于產(chǎn)生清官還抱有幻想，從我們制造出了陶瓷，捧著瓷碗吃飯的祖先開始，一直到現(xiàn)在已捧著洋瓷碗吃飯的百姓，仍然有惰性思想，依戀清官圣主，奢望某一個或者某幾個清官大人能夠鏟除人間所有的不平和苦難，能夠舉手投足間徹底改寫歷史環(huán)境。而逐漸淡忘了就在這睡不醒的清官夢中，我們的國家曾淪為半殖民地，就在這睡不醒的清官夢里，起源于中國的陶瓷被洋瓷這個名稱取代。我不知道，至今這種惰性在民眾中還如此根深蒂固算不算是一種悲哀？
影視作品畢竟承擔著教化的功能，潛移默化人心觀念的作用有目共睹。影視作品的制作和創(chuàng)意者也要有一種社會責任感吧！文學藝術的象牙塔離不開現(xiàn)實生活，一部好的影視作品旨在訴說、指點、喚醒大家需要的東西，指出社會和民生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就在其中。在包公、宋慈之類的清官死了一千多年后的當今社會，民主與法制已成為時代潮流，人們需要的是民主自由，而不是濃重的人治情結(jié)；人們渴望的是實現(xiàn)民主與法制、理性和獨立，而不是需要哪怕是清官的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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