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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Kaplan
這是8號陪審員梅利莎(Melissa Herard)關于此事的一個評論，盡管他是巨星，但他仍然是一個普通人。在之前邁克爾·杰克遜(Michael Jackson)被判無罪之后，這位陪審員發表了這樣的評論，“對于我來說，他只是一個普通人，或許你會問他接下來要做什么。”這讓我印象深刻。
這種認為邁克爾·杰克遜只是一個普通人的觀點，本身就是驚人的——但是，與他為友(指拿他當作普通人看待)的這種不經意的白日夢卻顯得比較奇怪，這或許切中了我們對于名人崇拜的要害。
這些陪審員并不是傻子，他們了解搖籃中的嬰兒、奇異的整形手術、孌童、有害的社會環境和其他自戀的危險信號。不過，像他們這些fans，確實非常愿意給杰克遜機會去證明自己是一個正常、健康，并與自己的聲譽相符的人的。
這些天，我們都在思考這種明星幻像幕后是什么的問題。盡管其中存在市場商家和出版商的利益驅動，但我們不能僅僅因為他們的反對而給此事定性、不因他們的催眠而停止思考，不因消費者的一己之見而停止批判。
我們清楚明星所要負擔的薪水冊——不僅僅是代理商、經理，律師和會計師，還包括設計師、廣告人員、私人助理、個人培訓師等等。我們知道這個龐大的“機器”的運轉需要制作噴漆畫像、不斷接受采訪、培養相關專欄作家、不讓保姆隨便亂說話、對于悲劇風格的作品應該發出看似謙恭的回應。我們清楚這些人造的虛構，并且了解為什么明星們要順從他們，我們也清楚這些虛構的社會原因是怎么產生的，以及為什么這些“虛構”總會環繞著這些明星們。我們清楚這種嚴重的墮落，了解這些勇于恢復名譽、重新發現的靈性的行為。
我們清楚了這些以后，也就明白了明星之所以與常人不同的原因。并不是他們的天賦創造了這些不同，而是由他們本身的名聲導致了這些不同。他們的名聲給了他們光環，好似賦予他們魔法一樣。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哲學層面的審判者，好像我們是這些名人的陪審員一樣，這些名人包括邁克爾·杰克遜、斯圖爾特(Martha Stewart，作為美國“家政女王”和全美家庭婦女的偶像，2004年3月，瑪莎·斯圖爾特由于在出售英克隆公司股票動機的問題上對調查人員撒謊而被宣判有罪——編者加)、布萊恩特(Kobe Bryant，洛杉磯湖人的籃球明星，曾有名女子指控他性侵犯，后雙方達成和解——編者加)、泰森(Mike Tyson，美國拳王泰森曾因為強暴罪被判刑人獄6年——編者加)，辛普森(O.J. Simpson，1994年前美式橄欖球運動員辛普森殺妻一案成為當時美國最為轟動的事件，后來無罪獲釋--編者加)，這些名人都給審判帶來了一些障礙。從頭到尾，有線新聞和一些其他的世風日下的娛樂業，將我們強行帶入了這種為了辯護名聲而進行的審判。我們竟然花費了和法庭上的陪審團同樣的時間去聽這些證詞，盡管我們相信自己正在或深刻、或淺薄地評估這些證據——我們總試圖判定被告是否一個“正常的人”，是否我們會對這些被告說，“嗨，接下來是什么？”而不是去判定他們是卑鄙或是高尚。
公眾就是陪審員。在我們這個被娛樂深深嵌入的社會里，一個后果就是使我們同所有的名人幾乎總是一種審判關系。當我們相信能夠找到自然狀態的明星和一個擅長于掩飾自己隱私的明星之間的差異時，也許會因為自己對事實真相的孜孜以求而自豪。但是如王爾德所言，一直保持自然狀態竟是如此之難。
(作者系美國南加州大學Annenberg學院副院長，主要從事娛樂對社會之影響的研究。本文由LATWP授權出版。本報記者必嫻翻譯。本報保留中文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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