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的國界

    作者：管清友

　　6月27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稱，今天的中國比日本精明。而且，比日本更有威脅力，美國應該對此予以強烈的關注。克魯格曼這樣寫道：“15年前，當日本公司大規模買進美國公司的時候，我是那些站出來勸美國人不要驚慌的人。也許你期望我現在用同樣的話語來說明中國和當年的日本差不多。可是

　　最初看到克魯格曼的文章，筆者還是覺得出乎意料。雖然關于貿易保護主義與貿易自由主義是理論和現實中爭論的一個問題，但是在經濟學發展的大部分時間內，經濟學的主流還是宣揚貿易自由主義的。對此，保羅·克魯格曼也曾有過一番總結：“支持自由貿易是專業上人格正直的標志”；“理解比較優勢原則和賞識自由貿易的成效，這是區別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與冒牌貨之間的關鍵所在。因此，即使年輕莽撞的經濟學家，在直接對這些基本信條發起挑戰，還是會猶豫再三的。”當然，克魯格曼本人并不是無條件的自由貿易支持者，他的理論從來都是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

　　實際上，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約翰·穆勒等都對一個國家能夠從國際貿易得到的利益進行了系統論述。在他們的觀念中，國家利益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甚至認為其他方面的利益比經濟利益更加重要。以現在的眼光來看，這些經濟學家大多是當時“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鼓吹自由貿易是因為對他們有利。但是當時的“落后國家”美國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卻從不這么看。這些當時的“落后國家”主張不同國家采取不同的貿易政策，其核心在于強調國家間差異，不同的國家應采取不同的貿易政策。

　　因此，對于克魯格曼的言論，我們也就不必感到驚奇了。當他在媒體上抨擊布什政府的政策的時候，我們千萬別忘了，他抨擊的是政府，而不是他的國家。當然，我們也不必為克魯格曼的言論感到惱火，你能期望一個美國的經濟學家站在中國的立場上考慮問題嗎？

　　不僅如此，即使有些愛說中國人喜歡聽的話的經濟學家，當他們在夸夸其談的時候，我們也許得仔細分析他說這些話的原因。人們總是希望聽到自己希望聽到的話，而那往往有陷阱，陷阱往往存在于細節之中。

　　其實，克魯格曼更要害的話是這些，他說，有兩條原因可以說明如今的中國不同于當年的日本。首先，中國不像日本那樣揮霍金錢，中國人比日本人精明，中國公司可以向全球的領域進軍。另外中國和日本的不同在于，中國的競購或者收購都是以作為美國潛在競爭對手的商業行為出現的。任何大國都不希望自己有一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對手，美國也不例外。大多數學者在發表自己的觀點的時候總是會不知不覺地站在本國利益的一邊，克魯格曼也不例外。

　　從古典經濟學家到漢密爾頓、李斯特，再到克魯格曼，我們發現，歷史總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復上演，而我們可能卻渾然不知。也許這正好給我們的某些經濟學家們上一堂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課。與克魯格曼比較起來，我們的有些經濟學家實在是太天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