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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焦 晶
楔子
30出頭的阿華(應當事人要求隱去真名)是上海人，小時候，他和爺爺以及一大家族人住在黃浦江邊的茅草屋里。
十幾歲的時候，阿華為了房子，和小姑一家拳腳相向，曾逼得爺爺對著錄音機立下遺囑。
23歲時，為了和女友同居，阿華迫不及待地租下了一處搭在石庫門外面的小屋，結束了自己睡在陽臺的日子。
28歲時，已有了多處房產的阿華對弟弟說：“這套老房子和家里的一切都是你的了，但今后父母贍養和其它事情也由你來解決，跟我不搭界了。”
2005年5月。入夜，上海黃浦江兩岸華燈齊放，流光溢彩。50多年前，阿華的爺爺還是一名黃浦江邊的碼頭工人，每天以扛大包為生計；而今，33歲的阿華站在自家陽臺上，黃浦江、陸家嘴的美景盡收眼底。
不到1500米的浦東區福山路，阿華見證了它的變遷；而福山路也見證了這個倔強少年，如何自磨難中一步步成長，和他圍繞房子的所有奮斗故事。
這是怎樣的一座城市？上海，在西方人眼中，它永遠都是充滿著神秘和魔力的遠東之都；而在外省人看來，它就是一座巨大的名利場，永遠充斥著金錢、欲望和交易。長居于斯的人們，似乎天然具備著商業的敏感和靈氣，10年前，這座城市為股票而瘋狂；今天，這座城市為房子而歇斯底里。
這究竟反映了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們，怎樣的一種財富心理和生存方式？
住陽臺的少年
1970年代的浦東，還是個甚為荒涼的所在。沒有兩岸如花似錦的點綴，黃浦江有著天然純樸的美。
阿華的家就在黃浦江邊上，占盡地利，得以與美景相伴。這是阿華爺爺的私房。這位老上海的碼頭工人，硬是憑借自己的辛苦勞動，供養著一家人，還把全家從鄉下遷到上海，并自己動手，建設了一片屬于自己的家園。
爺爺對長孫阿華疼愛有加——爺倆脾氣性格相投，連屬相都一樣。
爺爺的慈愛，曾使阿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心中充滿無限的優越感。那時的阿華上小學，每天放學，他都會得到同學們得不到的禮物——爺爺給的1角錢。這招來了同學少年們無數羨慕的目光，“他在我同學中都很有名。”阿華說。爺爺在他的心目中，曾多年保持著無限溫暖的形象。
阿華是個孝順的孩子，也懂事。他的手上，至今還有一個刀疤，那是當年幫爺爺割牛草留下的印記。退休后的爺爺沒有享清閑，他在奶牛基地割牛草以補貼家用，阿華看他很累，就跑去幫忙，一老一少的身影曾是夕陽里無限美好的景致。
“他的吃苦精神影響了我。”阿華眼睛潮濕。那時的上海，已經有地方開始動遷，房子被拆掉后，地基通常先被撂在那里。爺爺拿著鋤頭過去，刨開地基，把里面的磚頭挖出來。85磚、95磚、空心磚，類型不同的磚頭，價格也不一樣。爺爺把它們按類別整理出來，刷干凈，一塊能賣到七八分錢。
磚頭堆在門口，方方正正的，小山一樣。
每過一陣子，就有工頭開著小卡車專門來收。
“他總是態度積極，對生活也充滿了憧憬。”阿華跟在爺爺的腳步后面，收獲著屬于自己的歡樂和驕傲。
但年幼的阿華很多時候憂心忡忡。因為每遇臺風海潮侵襲，黃浦江就遭受洪澇災害。劇烈的臺風呼嘯而來，常有房屋被吹倒。
這給阿華帶來了深深的恐懼。伴隨著大風，聽屋頂的油毛氈被暴雨打得“啪啪”響，是阿華最為恐懼的回憶。或許，那片油毛氈，也已經被雨打得千瘡百孔。
即使這樣，在鱗次櫛比的油毛氈房群落中，阿華一家三代也只占據小小的一隅。
一個筒間，另外有個小吊樓。總共五六十平方米的空間，擠擠挨挨地容納了8口人。兩個姑姑住在小吊樓里。
筒間里，用櫥柜又隔出一間，這里就是阿華和父母以及弟弟的棲身之所，一張床4個人睡，除了床基本沒有多余的空間，生活起居只好在床上進行。用水是需要到300米以外的地方挑的，沒有專門的廁所，只好用馬桶。
而且，這個狹小的房屋還需要隨時面臨漲潮進水的危險。
天氣暖和的時候，阿華喜歡用兩條長凳搭上門板在外面睡覺，這樣呼吸會順暢不少。盡管爺爺的疼愛使他在小伙伴中很有面子，但是，住所的擁擠一直使他悶悶不樂，他盼望和其他同學一樣，能有自己的房間。
上小學三年級時，阿華的夢想終于得以部分實現。
這一年，爺爺的房子動遷了，這實在讓阿華感到幸福。本來，拆遷后他們可以分到三室兩廳，但因為阿華的媽媽與奶奶關系不佳，就要求改成了兩套。當時阿華的大姑姑已經出嫁，爺爺奶奶和小姑姑住了一室一廳，阿華一家搬進了一室半廳的新居。
這依然是一個直筒間。順著走廊進去，兩邊是廚房和衛生間，再往里，是所謂的半廳，沒有窗戶，昏暗無比，夾在走廊和里邊的房間之中受氣。最初，這是阿華和弟弟的房間，后來被設置為飯廳，但終因悶熱窒息，最后淪為雜物的堆放地。穿過這里才是“一室”，然后是陽臺。陽光無私地照射進來，頗有點“豁然開朗”的意味。
少年阿華在參觀新居時滿目新鮮。讓他興奮的還有，他終于有了相對獨立的空間。在這里，阿華度過了13年，那是他最美好的少年時光。
“那時我已經能感覺到房子對我的壓抑。”在講述這些辛酸的陳年往事時，阿華總抑制不住地激動。
到阿華上中學時，逐漸長大的兄弟倆在半廳里已經無法容身，于是向更為光明的地方做了一次遷移——搬到陽臺上。上下鋪的單人床，在那時的阿華看來，是個相當美妙的小天地，至少能在里面看看書。
當時，阿華對動畫片《圣斗士星失》無限迷戀——這部片子正風靡全國。阿華最喜歡的是片中的“火鳳凰”——那個被打死又能活過來，總是用盡最后的力氣奮力拼搏的形象。只是，當時的他或許并沒意識到，這個形象對自己今后的人生之路會有怎樣的影響。
陽臺雖然明朗，卻總是很曬，在夏天尤其無法忍受。晚上11點以后，熾熱漸消，兄弟倆用涼水把涼席擦一遍，才能睡覺。
這樣的煎熬中，阿華已經成長為技校的學生，他還是住在家里，但對房子越來越敏感。
冥冥之中，阿華感覺必須改變這種狀況，他想到了爺爺那套房子。
爺爺的心
彼時，阿華的小姑姑已經結婚，可爺爺那套一室一廳里非但沒有寬敞起來，還增添了小姑父。阿華認為爺爺把房子給了外姓人，直至今天他也認為這樣的做法毫無道理，一場圍繞房子產生的爭吵由此展開。
僅僅十五六歲的阿華在這場爭吵中出人意料地充當了先鋒。
其實，爺爺他們住的一居室也只有使用權而已。阿華想出的辦法，是把自己的戶口遷到爺爺那里，這意味著那套房子的使用權有他一份，可以住過去了。阿華遷戶口的理由是：爺爺年紀大了，需要照顧。
爺爺默認了。
戶口本在小姑姑手里，她藏了起來，阻止阿華把戶口遷進來。
“整個爭吵過程我都是參與者，但當時還是太嫩了，雖然能主觀地表達意見，但真正操作起來沒辦法處理好。”回憶第一次為房子所做的奮斗，阿華唏噓不已，“如果是現在，我有辦法把那套房子改在我名下。”
那段時間，阿華的心被憤怒塞得滿滿的。
他發動父母弟弟一起參與“斗爭”，和姑姑之間的惡劣關系也愈演愈烈。最初的吵架逐漸上升至相互辱罵，侄子和姑姑唾沫相向。
年邁的爺爺，在阿華的埋怨中充當了尷尬的“夾心餅干”。他始終沒有像阿華設想的那樣，天經地義的、而且明確地表示把小姑姑一家驅逐出去。這讓阿華在很長時間里耿耿于懷。
阿華挨打了！
這是阿華與兩個姑姑之間最激烈的一次沖突。在醫院，在爺爺的病床邊，口角再次發生。
“你們霸占了我們家的房子！不要臉！”
“小癟三，你說什么你！”
兩位姑父的拳頭同時落在了還沒發育成熟的阿華身上。情急之下，正在輸液的爺爺拔掉吊針，顫顫巍巍地從床上下來，把阿華從拳頭下拉了出來。
“我當時就感覺到我爺爺年紀大了，他實在無能為力。”說這話的時候，阿華心里相當落寞。
讓阿華不順心的還有他的父母。他們是老實的工人，有工作、有住處就知足常樂。盡管在這場房子爭奪戰中，他們也盡力了，但阿華始終認為，他們作為“助手”并不得力。他固執地認為，如今的局面，都是因為媽媽當初沒有從長遠考慮，斬釘截鐵地跟爺爺奶奶住在一起，結果讓小姑姑夫婦撿到了“天上掉的餡餅”。
不過，這并未影響阿華對爺爺的孝心，還有媽媽。
爺爺愛干凈。在他75歲以后，每次去澡堂，阿華都陪伴在側，關心無微不至。阿華對爺爺的孝敬在鄰居間家喻戶曉，這讓他至今都頗為得意；幾年后，走入社會的阿華買賣服裝賺了點錢，首先想到的是給媽媽買條金項鏈。那是母親第一次擁有一條自己的金項鏈。
當年的阿華，沉浸在“戰斗”的挫敗感中，像被打死的“火鳳凰”一樣，奮力掙扎著。
正因為他和爺爺之間無人超越的親密感情，使他無法接受爺爺的模糊表態。
“在爺爺81歲的時候，他說，我老了，真的沒辦法把局面給改變過來。”阿華回憶，“我還是很氣憤，我說，你這樣子，把我對你的好印象都改變了。”
氣憤中的阿華甚至對爺爺有過這樣的譴責——
“你把房子給了別人，我代表祖先告訴你這樣做是不對的，你應該很苦惱。我很傷心。你很喜歡我，我也很愛你，但為什么我們把最大的財產留給一個外姓的人家？況且你特別講究這個！你把全家從鄉下帶到上海來，希望我們能在上海立住腳跟，而你卻把房子給了別人！”
爺爺沒有解釋，那時他已經中風了，嘴向一邊歪著，老態龍鐘。
阿華甚至還動了個小腦筋。他利用陪爺爺洗澡的機會，拿著老式錄音機給爺爺錄音。爺爺如他所愿，對著錄音機很認真地說，他把一切遺產包括坐落在某某位置的房產，(作為遺產)都給長孫。
但這盤錄音阿華最終也沒派上用場。
十幾歲的阿華，愈發為房子惆悵。爺爺因此在他的印象中留下了最不完美的一筆。
“但這是以前，現在我對爺爺已經不這么想了。”阿華說，他自己想通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已經明白了做父母的難處，“都是自己的孩子，可能真的是沒辦法。我現在認可他確實是很難為了。”
但因此而產生的對房子的特別敏感，幾乎成了阿華性格的一部分。
1990年代初，在技校上學的阿華周末回家，經常看見萬國證券下面排著買股票的長隊，滬上“楊百萬”的傳奇故事，讓他滿心向往。當時的上海，處在瘋狂的股市潮中，不過，阿華并沒想到，10年后的上海會以同樣的瘋狂陷入到“炒房”風潮中，而他自己，不僅身陷其中，而且成為“弄潮兒”中頗為成功的一個。
瘋狂的年代
在阿華滿懷惆悵地來往于家和技校之間時，1992年1月，一種叫做“股票認購證”的新鮮玩意走俏上海灘，為它瘋狂的人不下百萬，其中一部分人因此而改變了一生的命運。
到了當年的6月，自發性的“全民炒股”熱潮，已經蔓延到浦江兩岸。認購證從30元一張漲到4000到8000元一張。
股票迅速擁有了絕代佳人般的魅力，無數人為她神魂顛倒、寢食難安。
一位買賣股票成為億萬富翁的股民甚至動情地說：“買股票吧，它是你如膠似漆的妻子！”
據說最紅火的時候，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各路神仙”到體改委、證券委爭搶額度。而到認購證發行的時候，萬人空巷，人山人海，幾天幾夜排隊搶購，蔚為壯觀。
在相當一部分人的記憶里，那可算得上是一段流金歲月。
中國迅速出現一支規模龐大的炒股者隊伍，這樣的瘋狂在6年后依然余波蕩漾。
1998年的秋天，劉偉就站在這樣的隊伍里。
“頭天晚上，下班以后就過去排隊，排一晚上。我們3個人輪班，誰累了就在中間休息一會兒。”感謝當時的季節，還沒到冬天，省去了帶棉被這樣的煩瑣裝備，只需要把衣服穿多點。“當時很瘋狂。”劉偉回憶說。
1992年上海的股瘋，和海南的房地產泡沫幾乎同時發生。
最令人心驚而又癡迷的“一夜暴富”神話，在海南反復真實地上演：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在“炒地皮”，房地產項目在合同上、皮包里“拔地而起”。兩年內，海南新增房地產開發企業2萬多家，占全國此類企業中的近六成。
五花八門的海南神話漫天流傳，最經典的一個是，一個從外地來海口打工的農民，身無分文，某天他偶然睡在了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大門口，早上醒來，他身后排著長長的一溜人。這個民工賣掉自己的位置，價值7萬塊錢。
那一年，后來在北京聲名大噪的潘石屹也在海南。他的公司一共6個合伙人，其中的4個在海口的北方大廈開了一個會。后來潘石屹回憶，當時與他在一起的馮侖說：“海南的房子炒得有點過火了，形勢不妙，我們該收場了。北方地盤大，有發展空間，我們得去占個先。”潘石屹于是轉戰北京。
潘石屹實在幸運，這無意中使他躲避了后來海南房地產的崩盤。
泡沫的殺傷力，從此深深烙刻到了所有中國人心里。
但當時，上海人還不曾想到十幾年后他們也會陷入房產泡沫的爭論中。那時離1999年商品房的流行還有7年，即使距離1998年的“福利分房末班車”苦惱也還有6年的時間。
1994年，上海曾大張旗鼓地鼓勵購買商品房，推出購房獲藍印戶口的規定，在上海市投資、購買商品住宅或者被該市單位聘用的外省市來滬人員，只要符合條件，可獲藍印戶口，在孩子入托、入學，申領營業執照，安裝煤氣、電話等方面享受和上海市民同等待遇。
藍印戶口政策的推行，后來被評價為“對推動房產市場繁榮，促進該市商品住宅的建設和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當時，阿華正在為自己的服裝店折騰。他起早貪黑，又拿出了“火鳳凰”的精神。
阿華技校畢業后到了上海冰箱機壓縮股份有限公司，一個效益不錯的企業；1993年，阿華離開；他只在單位干了半年。
此后，他學過調酒、理發，后來做起服裝生意。他自己也承認自己做得不夠投入，一年下來也就賺了2萬元。
阿華依然延續著住陽臺的日子，他的“房子夢”離實現還遙遠。
但是，經營服裝店成了他在商業活動上的開端。
阿華后來投身廣告業，成了業務員。兩年半后，他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在這個過程中，他認識了如今的太太。
市場化的深入，終于使住房商品化逐漸變得順理成章。1999年過后，居民成為住房市場的消費主體，個人購房比例達到80%；城鎮住房的產權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住房自有率約為70%。“商品房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過后，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非常重要的動力。
這樣的推動，使上海房地產在2000年下半年開始逐漸升溫。但誰也沒想到，上海房地產市場的瘋狂，直逼1992年的“股瘋”。
從2002年至2004年，上海房價以每年二成的速度瘋漲。溫州炒房團大規模進駐，上海本地人更是不相讓，街頭巷尾，買房成為人們最關心的話題。街上最多的門臉，也是房地產中介公司，三五步就一家。
著名作家池莉在《上海的現實主義》一文中曾做如下感慨：
“也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玄乎勁，讓上海人嗅出了一種難以把握的不安穩，于是家家戶戶都在盤算并行動：如何小房換大房、如何大房換別墅、如何買頭期開盤房、如何按揭買房出租還貸；今后任你風雨飄搖，房子總歸屹立在上海的大地上，上海總歸是中國最繁華的大城市，保值升值絕無問題。上海的房是一個硬道理。”
上海官方統計，2004年上海住宅商品房價格上漲了14.6%，至每平方米6385元的高位。在投資性購房比例的指標方面，2004年上半年上海投資性購房的比例為16.6%，而國際上通行的警戒線是10%。
人們顯然沒忘記1992年海南房地產泡沫破裂的慘痛教訓。從這個角度看，時至今日，各項政策為上海房地產火速降溫，也該在預料之中——誰都不愿意看到，海南泡沫破裂再一次上演。
這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2004年10月，他發表《上海房地產是一個泡沫》的研究報告，在當時被多數學者嗤之以鼻。但僅僅半年后，這個個頭兒不高、操著一口吳儂軟語的上海人由于預言被驗證而挺直了腰桿。
和謝國忠“英雄所見略同”的還有季寶紅。后者是上海望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董事長。2005年4月，他在辦公室里回憶1年半前的情景，為自己當時的準確預測而頗為得意。在2003年11月25日，季寶紅應邀在復旦大學做了個演講，提出上海房地產2004年上半年會出現拐點。
“其實上海喪失了調控房地產的最佳時機，”季寶紅說，“我認為最佳時機是去年5月，因為中央的調控政府是在去年5月出臺。”
在季寶紅看來，那時上海市政府還有點舉棋不定，因為從1998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出臺一系列政策，好不容易才把上海房價提升到與城市地位相匹配的程度。
季寶紅說的這些政策，其中最關鍵的是1998年出臺的購房退稅政策。
這項政策是上海頂住爭議實施的。當時，上海房地產市場低迷。新政策鼓勵高收入者積極購買住房：凡1998年6月1日至2003年5月31日，在上海購買或差價換購商品住房并在上海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中外籍個人，可享受購房后起算的個人所得稅抵扣。
伴隨這項政策的施行，當地房產銷售的統計顯示，1997年，住宅銷售面積為617萬平方米，1998年達到1057萬平方米，而到1999年則突破1200萬平方米。
就在2004年4月，上海還通過新聞發布會向中外記者解釋了上海市房價漲速過快的主要原因，表示，上海仍然歡迎外國和外省市資金來滬投資樓市。并稱，一些媒體關于溫州炒房團炒高上海樓市的說法沒有根據。
有房的感覺
阿華的行動比商品房的正式實行還早一年，他實在忍耐不下去了。
那是1998年初，他的母親以及他未來的岳母各出資1萬，未婚妻向單位老板借了2萬，湊成4萬元的首付，購買了南匯區周浦鎮的房子，那是離上海最近的郊區，上海18鎮之一，素有“小上海”之稱。
“買了房子好啊！”阿華這樣形容買房后的心情。那套他生命中第一次完全屬于自己的房子，在他記憶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套房子在6樓，頂層，70多平米，兩室一廳，總價11萬多元，貸款7萬元，月供1000元出頭。那時人人都在盼著分房子，商品房基本上是無人問津的。說來阿華夫妻的膽子也挺大，說買就買了。盡管住這套房子意味著上班要多花費幾個小時，而且，阿華夫婦當時連裝修的錢都沒有，但他們還是興奮不已。阿華甚至還想，等江蘇的岳父岳母過來也可以一起住，或者將來條件再好些，老倆口可以單獨住在那里，郊區新鮮的空氣對老人身體有好處。
“其實我們當時很不安，因為不知道明天還有沒有收入，明天還能不能還得起銀行的月供。”阿華坦言這種美好憧憬后的苦澀，“做廣告業務員嘛，很不穩定。”不過，在債務的壓力下，阿華對工作全力投入。
兩個月后，出人意料地，阿華拿下了一個大單，賺了大筆錢，還掉了阿華太太向老板借的2萬元錢。
那段日子，阿華夫婦精打細算，連盒飯都湊在一起吃。一份菜，兩份米飯，一頓飯5塊錢搞定。
這樣的日子他們過了3年。不過，這段辛酸的日子如今回憶起來，洋溢著浪漫色彩。
業務好些的時候，阿華夫婦就“奢侈”一下，點菜吃。阿華的太太最喜歡吃辣螺絲，還有梭子蟹燒豆腐。這兩個菜他們每次必點，加起來30塊錢左右。在馬路邊露天的大排檔里一坐，看著人來人往的街景，夫婦倆一邊吃著飯，一邊聽著旁邊炒菜的鍋滋啦作響，聞著各種香氣四散而溢，平添不少情趣。
“那時的情景就像清明上河圖一樣，有時突然樓上火燒起來了，消防隊來了，不亦樂乎。”阿華搖頭嘆息，“現在這種街都沒有了。”
不過因為考慮上班遠，以及實在沒錢裝修，新房子空了1年左右。阿華和太太那段時間還是每天住在各自的家里。
太太的家，其實是她的姑姑家。她出身于一個龐大的老革命家族，本來在上海也有房子，但她的父親因為跟上一輩關系不很好，一畢業就離開了家，老房子中屬于他的一份后來經法院判決，賣給了他的兄弟們。但她的媽媽認為女兒還是應該回到上海來，所以把她寄養到上海的姑媽家。
對房子的共同敏感以及興趣愛好的相似，使阿華和太太在相識不久后就建立起了戀愛關系。
為了住在一起，為了能夠擁有自己獨立的小巢，兩個年輕人租了一間從石庫門旁邊搭出來的破房子，小得就像張大民為自己違章建起的那間小屋。月租200元。
如今，不少石庫門老房子被拆，物以稀為貴，石庫門已經被奉為上海獨有的“藝術品”，被認為是上海舊式里弄住宅的典型樣式。這種建筑的正大門以條石作門框，門扇為實心厚木，上有銅環一幅，與中國的傳統民宅相比，趨向保守。因滬語中把用一種東西包套或收束另外的東西講作“箍”，于是這種用石條“箍”門的建筑被叫作“石箍門”，后又訛作“石庫門”。
阿華和未婚妻住在那所陰暗潮濕的破房子里時，一定無暇琢磨石庫門的藝術之美。他們拼命工作，拉廣告賺錢。
“我們在那里堅持了兩年，真是苦死了。”吃苦長大的阿華也忍不住抱怨。
1998年的11月，阿華夫婦迎接了他們意想之外的寶貝，一個可愛的女嬰。巧的是，那套位于周浦鎮的房子在孩子出生前兩個月才匆匆裝修好的。
為了去醫院方便，女兒剛出生時，阿華一家在他父母那里湊合了一陣子。每天，阿華坐在639路公交車上，沿東方路一路走，冥冥中，感覺總有一天會再回來。“我在這里長大，同學關系在這里，這是我發展的地方。”阿華喃喃自語。
曾讓他無限興奮的新居，他們只住了一年。1999年初入住，次年就賣掉了。房子賣了個平價，阿華花在裝修上的4萬多元錢都搭進去了。
2001年下半年，上海的房地產市場開始活躍。不少房產公司，像城建集團、上海住總、上海市政集團開始銷售平價房，雖然當時阿華并沒看出浦東會有大發展，還是一口氣買了相鄰的兩套房子，各有51.5建筑平方米，每套14萬元，每套首付5萬多元。
現在，這樣的房子已經漲到每套65萬元。
半年后，阿華又買了這套房子對面的一處4間房。位于24層樓的22樓，這就是他后來一直洋洋得意的景觀房，能夠俯瞰黃浦江和陸家嘴美景的。
1999年，阿華自己開公司時，還買了一套石庫門的辦公房。阿華本來認為這是“天上掉下的餡餅”，結果卻讓他被騙四五萬。“‘吃藥’了。”阿華笑稱。這是他在房產投資中得到的又一個教訓。不過他的小公司還是在這里運作了3年，后來這套小房子一直用于出租，現在每個月租金600元。
為房子苦惱的日子終于成為歷史。但阿華和房子的不解之緣還在繼續，他逐漸地開始有意識地投資房產，并越滾越大。
2000年，阿華用生意上賺到的錢，又買了一套7間房。他對還和父母住在老房子的弟弟說：
“這套老房子和家里的一切都是你的了，但今后父母贍養和其它事情也由你來解決，跟我不搭界了。”
10年前，為了房子，曾和弟弟一起結伴找小姑姑吵架的情景，像火車前行中鐵路兩側的樹木，倒退、倒退，漸至模糊。
在年輕的阿華小兩口為了房子不斷奮斗之時，已步入中年的劉偉夫婦的家庭戰爭卻在不斷升級。相對于阿華夫婦，劉偉夫婦簡直就是“蜜罐里泡大的”。他們一家三口住著四室一廳的房子，100多平米。劉太太在機關里工作，還分了一套房子。
但劉偉偶然間意識到房產投資是個機會。當時他已經看上一套房子，很想買。太太堅決反對，夫妻倆為此不斷爭吵。不可思議地，吵架后來升級為打架，一直到2001年，兩人離婚，結束了這段曾維持18年的婚姻。
劉偉認為錢放在銀行里是一種浪費，他把機會看得非常重。而在他眼里，太太根本就不會理財，也是個不知道把握機會的人。
離婚時，女兒選擇了媽媽。他們30多萬元的存款，還有太太分的那套住房，都按約定給了太太和女兒。
劉偉分得了2萬元，還是套在股票里的，他住到了父母家里，用這“紙上富貴”的2萬元開始了新生活。
好在，那時的劉偉在一家外資企業工作，收益還不錯。“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慢慢炒房的。”劉偉不無得意，“離婚后我變成百萬富翁，現在不算我自己住的房子，外邊的房子資產也有100多萬元。”
從2002年起，劉偉靠著積攢的7萬元充當啟動資金，開始在房地產起步。他先貸款買了浦東的一處小的二手房，漲價后拋掉，賺了4萬塊錢。后來又買了一套大房子，拋了以后賺了34萬。2002年10月，又買了一套大房子，資金開始滾動起來。
劉偉至今都認為當年和太太的離婚是明智之舉。“如果不離婚，今天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劉偉說，“直到今年春節我去看我女兒，她還跟我講，她媽媽沒有買房。有錢都沒有用。”
炒房
阿華幾乎是和劉偉同時進入佳境的。
2002年底的上海房地產已經走上快速發展道路，但當時，商鋪的價值尚未體現。阿華的公司已經搬到了那處22層的“景觀房”中辦公。可他迫切地覺得需要一個商鋪。在3個月的時間里，他騎著自行車滿大街轉悠，看了很多商鋪，他堅信，住宅升溫，商鋪也一定會隨之升值。
阿華手頭的現金并不寬裕。最初，他向3位同學借錢，承諾如果虧了，加3%的利息還款。同學們異口同聲：“我們不要這3%，我們要跟著你一起投資。”10天之內，就在楊浦大橋下，阿華拍板，決定買下翡翠灣公寓的一處商鋪。總價接近100萬，6500元/平米，156.99平方米。
當他從銀行里取出11萬元現金時，連他自己也有點驚異，那是他第一次見到那么多現金。3位同學分別投資了10萬、5萬和6萬，他又向舅舅借了8萬元，湊足首付款。
阿華如今提起這件事，還是激情澎湃。
“都是擦屁股長大的同學，人還在外地，錢就匯過來了，他們都很信任我，連房子都沒看過一眼。”
阿華去銀行交易時，銀行的人問他：
“你是溫州人嗎？”
“不是，我是上海人。”阿華說。
“真的？上海人很少炒房的。”
就是這次買房經歷，讓阿華真切感受到了溫州人的力量。當時翡翠灣公寓一共有15套底商，其中12套被溫州人買走。
阿華認識的其中一位溫州人，30多歲，他把自己在溫州的小工廠賣掉，又借了大筆資金，一舉購買了3套商鋪。
“我很喜歡溫州人。我覺得我和他們的差別就在于資金實力，他們生活在一個很好的能夠融資的環境里，而我自己的社會關系不能夠支持我做這樣的大筆投資。”阿華說。
后來阿華才知道，當時太太擔心風險太大，偷偷地藏起了8萬元。“我如果知道她藏錢的話，一定想方設法弄過來。”阿華說。
太太的擔心是有道理的，當時他們的月供已超過1萬元，而維持自己公司的日常開銷也要七八千元。壓力太大。
但他還是念念不忘“火鳳凰”，那個不達目的不罷休的英勇形象。阿華就是這樣的人，他希望能全力以赴，畢其功于一役，打一場大勝仗。
翡翠灣公寓的這處商鋪后來果然節節上漲。一開始漲到每平方米9000元，后來是12000元、15000元。阿華后悔沒把商鋪賣或租出去。他在這期間又投入了三四十萬，開了一家發廊。可惜經營不當，最終血本無歸。如果算上出租可得利益，阿華虧在這套商鋪上的錢有60多萬。
“當時如果有錢買這里的住宅，現在我和幾個哥們可以人手一輛別克開。”阿華說。他在購買商鋪時也很想買翡翠灣公寓的住宅，當時是4000元/平米，這個數字現在已經魔術般地變成14000元。
在阿華為自己第一個重大決策失誤后悔不已的時候，他結識的那個30多歲的溫州人已經開上奧迪A4。在浦東張揚路不斷開盤的樓盤里，總能見到這位精明的溫州人買進賣出的身影。“我估計他當時資金實力應該在300萬左右，現在應該是在1500萬左右。”阿華說。他對這個溫州人的評價是：心態很積極，果斷，有雄心。
提到溫州人，阿華有很強的認同感：“他們既能在五星級酒店一擲千金地消費，但落魄時睡大街打地鋪也可以。溫州人很勤奮，老板能和手下人一起做事情。”
對阿華極其欣賞的溫州人，季寶紅不以為然。
“我不認為他們真的有財富觀念，”季寶紅說，“許多溫州小業主之所以能在上海賺錢，是因為他們面臨第二次創業的煩惱，只好在上海尋找另一個財富的增長點。”
阿華覺得自己很像溫州人。在別人稱他是成功人士時，他總不厭其煩地糾正說：“不，我不是成功人士，我是進步人士。”
翡翠灣公寓的商鋪買下后，阿華曾一度覺得壓力巨大。他以二十五六萬的價格，把那兩套連在一起的住宅樓分別賣掉。除了還舅舅的錢，還還了按揭貸款。現在阿華反思自己當時的心態出了問題，當時手上有七八十萬，應該作為再運作的資本。“安逸情況下應往后看，風險時應往前看。”阿華現在已經把此話奉為經典。
“但當機會擺在眼前時，你不得不說，還想再來搏一次。”阿華興奮地說。
阿華為自己生在上海驕傲。他也會在空閑的時間里與朋友探討炒房與上海文化。
有人認為，上海文化從本質上說是一種商人文化，炒房一旦獲利就具有高度的傳播性。這是上海房價上升的極其重要的原因。
而在季寶紅看來，排除政策等硬性因素，上海房地產市場的火速升溫，還因為在這幾年的迅速發展中，上海人又恢復了自尊和自信。上海人對未來的預期看好了，已經重新找到了十里洋場、遠東第一大城市的感覺。
“上海人本身原來的住房都太小，改善居住的愿望比任何城市都強烈。”季寶紅說，“現在出現的炒房熱，我認為這證明了這個城市對經濟規律的一知半解。一是無資者無畏；二是無知者也無畏。上海發展以后，市民對經濟的理解和思路還停留在非常落后的階段，沒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價值取向和判斷，還是跟風。”
有意思的是阿華的媽媽。這個當了一輩子工人，曾被兒子“斥為”不得力助手的上海老媽媽，在4年前也開始匯入炒房洪流。她在2001年把那承載了一家人委屈的一室半廳賣掉，拿到了11萬。老太太從此開始，也開始買賣房子。
黃昏時分，鴿群盤桓在上海的空中，尋找著各自的巢。屋脊連綿起伏，無邊無際的，東南西北有些分不清。這曾是上海早年的景致，現在，這些被無數林立的中西高層建筑取代，而在阿華當年的誕生地，那曾經盛產魚類的黃浦江，野生鯽魚幾乎已經消失殆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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