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雷
就在幾天前，2005年6月10日，黑龍江省寧安市沙蘭鎮中心小學突然遭遇山洪襲擊，一百多名小學生瞬間被洪水泥漿吞噬，截至14日21時許，已有99人死亡，10名學生失蹤。
11年前，我曾抱著那篇很費周折找來的“新疆克拉瑪依友誼館里一場大火帶走300多
個孩子”的追蹤報道泗淚滂沱；1年前，我曾盯著滾動新聞時刻關注著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一所學校，在新學年開學的第一天，200多名幾歲到十幾歲的孩子成為恐怖分子的人質。
但在沙河鎮災難后的這幾天里，我竟一度回避新聞。因為，老實說，那些或激憤或冷靜的條分縷析、抽絲剝繭、追根溯源的報道、分析、追蹤、訪談，使我寧愿回避已被抽象成如此“理性”的真實。在這里，那些激憤或冷靜只是筆調或聲調的不同，它們同樣地成為“理性”的包裝。
在我們的意識里，孩子應是最易觸動人類神經的群體，每一個孩子在我們的眼里都是上天的賜予，圣潔而美好，因為乖巧，因為天真，也因為稚嫩。當這些難以承受的災難恰恰落在他們身上時，社會的反應當然是前所未有的強烈。那面印著泥手印的墻壁，進一步引發了媒體鋪天蓋地的聲討與責問。
災難已經過去一周了，媒體上的聲音依然憤怒著。一是憤怒施救的不及時——現場施救人員稱，他們下午3點鐘接警，等從臨安市趕到事發現場時，時間已過去一個小時，而且后經了解，當時鎮里沒有人值班也無人組織搶救；二是憤怒預警措施的無力——但是，據說造成這次山洪暴發的是一種在非常小的范圍內突然降了很多雨的小尺度暴雨天氣，而這種小尺度的天氣根本預報不出來，而致使沙蘭鎮上游的西北方向不到兩個小時內，瞬間聚集了900多萬立方米的水一下子沖到沙蘭鎮；三是憤怒地方政府官員的失職——據當地一村民告訴記者，事發當天13時許，他曾聽到村黨支部書記用手機給沙蘭鎮政府打電話，卻一直無人接聽，由此引出當地政府可能存在腐敗問題的判斷，現在牡丹江市紀檢委、檢察院已成立專案組進駐當地著手調查。
在對待一個事件，特別是悲劇事件時，我們首先的反應往往是找出原因，然后作為前車之鑒，警示后人，以免悲劇再度重演，這是毫無疑問的正確程序。然而，有了前車之鑒的悲劇并不一定因為吸取了教訓便不會在他處重演。正如沙蘭鎮的這場幾百年不遇且來之如山倒的突然洪災，在這樣的自然災害面前，人類多數時候仍將由衷地感到無力和無助。作為一級地方政府，沙蘭鎮的官員當然有保護民眾的責任和義務，在被責問失職后，又進一步被認為必定有腐敗存在，若腐敗現象一旦被證實確有，那接下來追查的必定是腐敗的官員和如何腐敗的問題……雖然，還不至于到最后連是什么引出這一系列追查都忘得一干二凈，但那災難或者僅成為后面一系列事件的“原因”和“由頭”。我們得到了更多，但我們是否也遺落了什么？
在看待這樣的一個事件時，我們的著眼點，我們社會的關注取向，是一路別無他顧地追究下去，還是將其放在一個橫面上整個地看待和判斷？這是一個被我們忽略了的問題。而且那不是偽問題，與它相類似的比如統計學，使我們生活的社會被切開，被理性解析為數目字，我們需要它，但它并不是它所反映的那個事物的全部本質。
一件不幸事件的發生，肯定不會只有一個縱向的原因，多方向、多角度的“深挖”使我們無疑得到更多的信息，例如同樣是近幾天發生的事情——汕頭大火燒出“色情樓”，死傷者多是“三陪女”——這樣的挖掘自然有它的意義，說不定又能循根找出腐敗、找出官員的不作為，于是又是一番典型的“壞事變好事”。但是，這樣就足夠了嗎？憤怒得到了宣泄，民意審判了貪官，皆大歡喜。而被我們遺忘在腦后的，恰恰是我們本性中應該有的第一反應——悲哀。
畢竟，在沙河鎮和汕頭發生的這兩件事情，它們的本質不是電視和報紙的賣點，不是反腐倡廉的切入點，同樣也不是民意的宣泄出口。它的本質是災難，是死了好多人而足以使我們感到悲傷的災難。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我們是在尋找這樣的收獲嗎？
所以，在聲討與責問的同時，有一種悲哀就會無聲地漫延開來。在一陣陣的理性的聲討后面，最不應該的是將我們原本就有的感性的“悲憫”全部覆蓋。一個社會的文明進程，并不僅僅依靠剛性法律的制約與理性道德的規范，還有一個重要支柱是人性被完好地保留。悲天憫人是我們最原本的特性，有了它，社會才會變成真正意義上的溫暖社會，一個連“悲憫”的原始特性都喪失了的“理性”社會，將是一個悲哀的、可怕的、沒有未來的社會。而且，也許比腐敗還要可怕不知多少倍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