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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納與法律經濟分析》，林立著，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5月第一版在近年來的法學著作當中，這本書足以讓人眼前一亮。
作者從法律經濟學傳統的內部而不是從它的外部，帶著批判傳統的姿態來剖析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學思想。這樣的內在批判精神是我國法學界目前最稀缺的。例如，林立批評了波斯納關于法律運作以財富最大化為目標的論證。又例如，林立贊同這樣的看法：在市場失靈的地方，才有了法律經濟學。那么，他所理解的法律經濟學就肯定不再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俘虜，而是對經濟學“財富最大化”立場加以限制
和批判之后，更具歷史與道德感的理性法經濟學。
林立指出，經濟學簡單地追求財富最大化的立場，甚至在傳統民法的運作當中都會出現問題。他列舉的問題包括“侵權行為”、“生命”、“嬰兒收養”等等。在這部著作的結尾，林立提出，理想的法律經濟學應該回歸完整合理的人性價值。
《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視野、角度與方法》，葛兆光著，三聯書店2005年4月第一版
這部作品讓人想到雅斯貝爾斯撰寫《大哲學家》時的初衷：“我們不再宣稱有一種所謂客觀的、普遍適用的、系統的哲學觀念……哲學思考不再是要求掌握很多資料，而是注重像中國哲學的‘道’——在路途之中的意識發展……所有不可完成的，恰好作為我們的使命。只要所說出的總要落在這一觀念之后，那就必須完全有意識地踏上征途。”
按照人們生存的方式來描述人們思想意識的演變，也許正是葛兆光撰寫《中國思想史》時有意識地采取的另類立場。根據這一立場，思想史不應當永遠是精英人物及其經典言論的記述，而應當同時是普通老百姓的意識形態與思想譜系的探究。這也是他在這一講稿中再三提示的。
知識與情趣
《易學今昔》，余敦康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這是余敦康先生“易學三書”的第一部，保持了學術敘事的文風，卻寫得相當平易。
余先生撰寫的易學，將周易置于中國文化傳統的整體演變當中，這樣就使本書與其他易學研究有明顯差異。余先生提出的另類看法是：“如果不從宏觀的角度全面了解春秋戰國時期人文主義高漲的文化背景，就根本不可能懂得《周易》……如果歷代的研究者不按照時代的需要對《周易》作出新的解釋，不利用《周易》對當時的文化創造進行新的綜合總結，它也就只能成為死去的糟粕，而不能成為活著的精華，從而對當時的文化產生影響了。”
《我選擇，我向往》，張煒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收集在這本文集里的作品，大多是作家張煒及其友人在山東海濱森林里建造“萬松浦書院”的紀實隨筆。
張煒是一位執著于簡樸生活與純粹靈魂的作家。他拒絕塵世的喧囂與浮華，反而能夠尋到一些本真的東西。數年前，他曾撰文表示，堅持用筆書寫，拒絕電腦。在這本集子里，我們再次看到張煒背棄時代“進步”洪流的努力。有時，他離開都市，住在林中的棄屋。最終，在海邊建造了一座書院。進入書院的人，除了讀書，還要每天進行體力勞動50分鐘以上。“體力腦力并用，室內野外兼顧，樂而忘返，總是于太陽落山之際方記起收工用餐。”
作者寫道：“在這里既是讀書，更是讀山林土地。紙上的東西與地上的東西相互交融，一些新的創見就會滋生出來。……沒接上地氣的文字，沒接上地氣的學問，終歸不會有什么驚人之筆，不會有什么大的價值。”
《書報話舊》，鄭逸梅著，中華書局2005年4月第一版
讀鄭逸梅先生的書，也許可以讓我們明白民國報刊隨筆的水準。
鄭先生廣聞博知，筆下有大量文史掌故。自1913年開始，他就給許多報刊撰文，多產而無注水之作。由于舊學功底深厚，他文風簡潔，意味雋永，如小品文。
鄭先生生于晚清光緒年間，百年來中國政局變遷與社會動蕩，皆身歷目睹。這本《書報話舊》敘寫了民國報刊諸事，說來平淡，卻往往令人思之動容。比如商務印書館最初不過是想為商店印些招牌紙、發票、傳單等，不料規模大起來，成為頂級的出版機構，于古籍、編譯、教材等方面均成就不菲。而其附設的東方圖書館，藏書51.8萬余冊，曾居當時全國各地圖書館之首，盛況空前。可惜在“一二八”事變中，東方圖書館遭日軍轟炸，付之一炬。鄭先生說，“這是我國文化無法彌補的損失。”
本刊學術組
《易》為管理之書
《周易》是由《易經》和《易傳》兩種不同性質的書所組成。《易經》大約形成于殷周之際，本為卜筮之書，屬于巫術文化范疇。《易傳》包括十翼，是對《易經》的一部解釋性的著作，大約于戰國末年經多人之手陸續寫成；就其思想內容的基本性質而言，則是一部哲學之書，與《易經》本文的那種卜筮巫術大異其趣。
但是，在幾千年來的經學傳統中，向來是經傳不分，把《周易》看成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認為《易經》的卜筮與《易傳》的哲學并不存在任何的矛盾，而是有機地結為一體，具有統一的性質。按照這種看法，《周易》中的卜筮是一種哲學化了的卜筮，而不同于原始蒙昧的巫術，其中的哲學是在卜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用以趨吉避兇，指導人們的決策行為，而不同于那些單以理性認識為目的的較為純粹的哲學。
這種看法，實際上是把《周易》看做既非卜筮之書，亦非哲學之書，而是一部管理之書，盡管其中包含有卜筮與哲學兩種不同的成分，卻在管理思想上獲得了有機的統一。這種看法在易學史上一直占據著主流地位，成為人們的共識。
《易傳》反復強調，《周易》的陰陽哲學不僅是對客觀世界的一種純粹理性的認識，而且與人們的決策管理活動緊密相連，具有強烈的實踐功能。《系辭》說：“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所謂“開物”即開達物理，“成務”即成就事務。
這是認為，《周易》是一部“開物成務”之書，其中的易道囊括了天地萬物之理，可以啟發人們的智慧，開通人們的思想，把這個易道用于處理實際的事務，就能通權達變，決斷疑惑，采取正確的行動，做成一番事業。《系辭》進一步闡述這個思想說：“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神”即陰陽變化神妙不測的客觀規律，“幾”即陰陽變化的苗頭，吉兇禍福的先兆。
這是認為，《周易》這部書，其根本之點在于“極深而研幾”，教人深刻地掌握陰陽變化的客觀規律，用來指導主體的行為，使之達到隨機應變、應付自如的神化境界。當人們有所行動、有所作為，面對著復雜變幻的客觀形勢而舉棋不定、猶豫不決之際，只要向《周易》請教，就能得到滿意的回答。因而《周易》這部書把認識客觀規律和人們對這種規律的利用兩者結合起來，指導人們根據形勢的變化，采取正確的決策，實質上是一部“開物成務”、“極深研幾”之書，也就是一部關于決策管理之書。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關于決策管理的思想，早在人類文化發展的蒙昧階段就已經有了萌芽。當時人們的思維水平極為低下，掌握的知識也很貧乏。他們為了實踐上的需要，迫切關心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后果，于是通過卜筮來預測吉兇禍福，作出估計和決定。雖然卜筮屬于一種幼稚的宗教巫術，不可能正確地認識客觀環境，但是表現了早期人類試圖根據客觀環境來決定主體行為的努力，其中包含著決策思想和管理思想最初的萌芽。大約到了殷周之際，人們把卜筮的記錄再加上一些對客觀環境的觀察和生活經驗的總結匯編成書，用來指導人們的行為，解答諸如狩獵、旅行、經商、婚姻、爭訟一類的問題。因此，《易經》這部卜筮之書，就是一部以巫術文化為背景的決策管理之書。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思維水平提高了，所掌握的知識豐富了，能夠把客觀環境看成是一個由天道、地道、人道組成的大系統，并且探索出支配這個大系統的根本規律是一陰一陽。這是認識上的一個大飛躍。人們揚棄了《易經》中的宗教巫術，而發展為《易傳》的哲學思維。但是，《易傳》作為一部解經之作，并沒有否定卜筮，只是站在陰陽哲學的高度對卜筮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易經》的那種把認識與行為緊密相連的思維模式，是被完整地繼承下來了。因此，《易經》和《易傳》雖然產生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代表的思維水平不同，但就其用于決策管理的基本性質而言，可以說是完全相同的。
漢代以后，易學分化而為“兩派六宗”。歷代的易學家，無論是屬于何派何宗，都把《周易》看做是一部管理之書，并且結合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時代需要來發揮其中的管理思想。
《周易》作為一部管理之書的基本性質，為歷代的易學家所廣泛認同，其中的思想精髓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得到新的闡釋和發揮，最終形成了一整套中國式的管理學體系。這個體系不僅擁有一系列決策管理的操作原則，而且提煉出了一套具有普遍意義的管理學基本原理，并發展出了一種體現著東方智慧的管理哲學。
易學管理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經歷了幾千年歷史的反復錘煉，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我們應珍惜這份寶貴遺產，發掘出其中屬于全人類的超越時代的普遍意義，使之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繼續指導人們的思想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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