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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長期化、制度化，無一不是社會階層之間權利不平等、壟斷與權錢交易盛行的結果
“和諧社會”是今年“兩會”的第一關鍵詞，也是當前社會輿論的焦點。在“兩會”召開前后，各界人士就這一目標的內涵和途徑進行了廣泛的討論。
3月9日，在北京長安俱樂部舉行的“中國企業家沙龍”上，包括王文京、張文中在內的企業界人士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一是，建立和諧社會需要有充分的物質財富為基礎；二是，企業家在建立和諧社會中的主要任務是把企業做大做強，向社會提供更多的稅收和就業機會。
站在中國企業家當前的角度看，上述目標取向可以說合情合理。但從更廣闊的社會視野來看，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卻是一個簡單而常常被人們忽略的法則理念——權利平等。事實上，當我們認真審視社會中各種不和諧因素和現象的時候，都會發現，這些問題的根源就在于人與人之間、群體和群體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的權利不平等。
當前中國經濟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貧富差距擴大、弱勢群體生活狀況艱難。很多人認為，這是自由市場競爭造成的，因此要用政府權力對市場活動進行干預，并通過政府救濟予以解決。這是本末倒置的看法。
事實上，無論從邏輯還是現實來看，越是市場競爭充分的地方，越不可能出現壟斷和暴利，越有利于社會各群體通過競爭和創新實現共同富裕。而在貧富差距長期化、制度化，無一不是社會階層之間權利不平等、壟斷與權錢交易盛行的結果。這就是“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的區別，也就是西歐市場經濟和拉美市場經濟的區別。
對于收入低下、生活貧困的社會群體，政府有責任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向他們提供生活保障和受教育的機會，這才符合建立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但不要忘記，這種社會救濟的前提是一個自由競爭的高效市場。在這樣的市場下，政府才有足夠的稅收提供社會福利，社會才能向各個階層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因此，建立和諧社會的第一步是實現人與人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經濟權利的平等。這體現在個人的擇業自由、企業的投資自由等權利上。更具體地說，就是要打破當前各式各樣的就業歧視和行政性行業壟斷。這些壟斷限制了市場上大多數企業的投資機會，影響到它們經營利潤和擴大再生產，從而減少了社會就業機會。而壟斷利潤的存在又會引起權力尋租和行業收入的制度化差異，成為了社會矛盾的核心與根源。
當然，更廣泛地說，一個社會能否全面走向和諧取決于人們能否用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彼此的利益爭端。而這種機制的建立，有賴于人與人之間在各個方面(包括思想、言論、信仰等)的權利平等。
在3月9日的“中國企業家沙龍”上，東盛集團董事長郭家學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一個社會里，每個人的思想言論整齊劃一、令行禁止，但它能否稱得上一個和諧社會呢？而在美國這樣的社會里，報紙整天批評總統，人與人之間官司不斷，是否又不算和諧社會呢？
答案不言而喻。兩者的區別，說穿了，就在于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狀況不同。
(孔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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