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約撰稿／朱榮林
和諧社會的構建具有系統的要求，擇要有三：第一，“以人為本”的理念成為社會主流傾向。我國主流社會長期以來信奉物本理念，而非人本理念，往往是見物不見人、見人不見心，“先生產，后生活”、“先污染、后治理”、“先主權，后人權”的思維根深蒂固。在這樣的背景下，要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可謂任重而道遠。第二，優化人與相關元素
的關系。人類不是孤立地生存，而是在與相關元素互動條件下生存的，這種互動關系直接決定著社會和諧的程度。首先是人與自然關系的處理，不能超越客觀規律的界定條件；其次是人與未來關系的處理，不能影響社會發展在代際之間的平衡。在傳統的考核指標體系支配下和政績工程的驅動下，各級政府貫徹“只爭朝夕為民謀利”的指導思想，義無反顧地超前配置資源，透支可持續發展的資本。這種在未來人類主體缺位情況下的決策行為，正在危及未來社會的和諧；最后是人與人關系的處理，決不能將情感豐富飽滿的人際關系簡單地抽象為數學關系，更不能無視人群的個體差異，在起點嚴重不對稱的前提下，任由市場規律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去決定社會分配的結果。從分配角度判斷，一個基尼系數瀕靠臨界狀態的國度，其社會不可能和諧。第三，實現經濟社會統籌發展。應當順應我國社會結構變遷與轉型的大勢，努力構建公共管理體制。政府不要將體制轉軌時期所暴露的經濟利益矛盾，簡單地歸結為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應當認知其本質是經濟與社會關系的問題，即一體化問題。在社會分工不發達的計劃經濟年代，政府主要職能是運用超經濟力量(即政治活動方式)去整合社會功能，公共管理處于一種補充地位；在分工發達的市場經濟時代，社會個體之間的高度依賴性，對經濟活動的高度社會化提出了要求，進而取代了政治活動去整合社會功能。對此，如果政府職能不能向公共管理傾斜，必然導致社會失去和諧。
經濟增長的根本目標是造福社會、和諧社會和穩定社會，舍此目標，其意義何在？經濟發展，有利于和諧社會；社會和諧，又有利于經濟發展。為此，必須理順以下關系：
一是要理順經濟有效增長與無效增長之間的關系。由于傳統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考核指標體系的誤導，一些地區追求速度、忽視效益的狀況一時難以扭轉。速度型經濟在傳統增長方式和不規范市場秩序的推波助瀾下，產生兩大惡果：一方面，它損害了生態環境，發展壯大了治污產業。治污企業產生的GDP并非全系有效增長，因為它往往只是國民經濟建設的一種成本。另一方面，它滋生了相當數量的假冒偽劣產品，其比重之高令人生畏。依據國人節儉的傳統，“用之乏味，棄之可惜”的心態，必然對維修服務產生大量的需求。這些維修企業的產出又是一種以成本形式出現的增長。這種惡果既直接損害了人們生活質量，還導致隱性成本的不斷上揚。
二是要理順貨幣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源所有者之間的收益關系。外資企業當前出現的勞動費用支出比重低下的狀況，表明人們傳統地評估了當人均國民收入進入1000美元之后中國的比較優勢，扭曲了貨幣資本所有者與人力資本所有者之間的收益關系，弱化了人力資本的地位。長三角地區出現的“民工荒”，與某些地區外資企業聯手壟斷人力資本價格的局面有關。不僅如此，我國外資企業正在出現“減員、增效、不加薪”的趨勢，它不僅貶低了人力資本價值，又強化了勞動密集型、低層次的、低附加值產品的競爭，更推動了我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不斷地向價值鏈上游攀升，有損國家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三是要理順投資者收益與成本之間的關系。投資者在項目建設初期，其重要成本是要素(如土地)成本與要素配置(如土地基礎設施上的“七通一平”)成本。但由于政績考核驅動，各地方政府為爭相吸引外資，不惜在要素成本之下廉價供應要素，如工業用地供應價格約為土地獲取成本的1／4左右，并無償提供“七通一平”的熟地。為此，投資者的開發建設成本部分地通過政府財政向納稅人轉嫁，弱化了公共財政職能，部分城市出現了外資越興旺，公共產品提供能力越匱乏的不正常狀況。實際上，我國競相爭搶外資的實力，已經從城市區位優勢、比較優勢轉向了財政優勢，哪個城市財政力量強，則對外資吸引力就大，純粹是以明天的資源賭今天的利益，最后受損的依然是社會的和諧。
四是要理順社會投資率與分配率的關系。社會投資率的攀升已日益接近分配率(前者約為45%，后者約為55%)，這種不正常的比值關系，扭曲了社會積累與消費的正常關系，動搖了社會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基礎，弱化了社會保障的職能，擴大了貧富差距。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效性，關鍵并非在于覆蓋率，而在于保障資金的來源。
(作者系上海市科技協會常委，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