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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時報》特約腳印在阿來赴美登機之前獨家專訪阿來，他首次談自己作為媒體經營人的責任和作家的責任
□ 采訪者：腳印 受訪者：阿來
腳：《塵埃落定》之后，你似乎很少寫也很少談自己的創作。公開場合談論較多的也
是媒體產業、投融資項目。面對公眾關注，你好像處于失語狀態。可我知道你從未疏離寫作和思考，媒體事業蒸蒸日上，創作也顯現佳境。我在想，文學和商業，兩個常人看來必然沖突的領域，怎么可能相處平和？
阿：我想是因為我的寫作跟我現在做的事情關系不大。寫完《塵埃落定》，有種劫難后的放松，就體味放松帶來的美與幸福。雖然，現在許多文學流派都在消解作品的美的追求，但對我來說，這卻是寫作的動力。當我面對塵世喧囂，算計、煩惱、壓力，一回到文學，這些就消失了，就如跨進教堂或寺院，聽見管風琴或念經聲響起，我很自然就置身那種狀態中。
腳：算算從86年見面我們認識快20年了，你好像一點不改過去的沉靜和定力，近十年,讀者對你新作如此期待,似乎也沒有構成影響。
阿：十年沒有寫，那一定是情感上沒有需要，內心里沒有那種要求。那次表達太充分了，以至于沒有了寫作的愿望。我沒有功利方面的考慮，也不想超越自己，不會為此煩惱，我決不刻意告訴自己是不是該寫或寫什么。
腳：什么情況下令你特別想寫？很多作家強調他們的創作狀態。
阿：寫作是幫助我內心安寧的途徑，我的內心有了壓迫，必須寫作才能安寧才能達到自在狀態，那我就要動筆寫作了。許多年來中國人把文學藝術都看成訓練積累才能從事的，把這個職業神圣化、詩意化，夸張它的神秘。
腳：你是說作家的自然秉賦更重要嗎？那么早年的村寨草原生活讓你內心的許多感受得到自然滋養，可謂油然而發。可現在你卻住在城市面對文明的喧囂。
阿：你說得不錯。我小時候，孤寂時與一棵樹一棵草都交談過，聽到過很多聲音，聞到過很多氣味，感受到很多豐富遼闊的東西，這是從自然中的感受，它讓我內心豐富，也養成我對外界感受的習慣，這是自然的，而不依賴任何知識系統，今天把我放在哪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自己的對自然對現實的感受。有了這種能力，我往往能感受到與別人不一樣的東西，讀一本書，我的理解或獲得的東西可能與別人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然就不是固化的了，置身城市面對燈紅酒綠、樓廈天橋，在我看來也一樣是自然。當它存在，它就是自然。
腳：還想跟你討論一個問題：作家的責任。就以你的情況說吧，一面是嚴肅的文學寫作，一面是商業意味的媒體經營，如何承擔這兩方面的責任？
阿：這當然是個嚴肅問題。小說家的責任，我并不預先有意去考慮，我認為這是良知的一部分。責任是通過作品來實現的，而不是我要對公眾說些什么，在私人場合，我不是小說家，我也無須考慮小說家的責任。而在作品考慮的就不一樣了，我首先要對讀者尊重，這就是責任。我辦雜志，雖然是科幻類，它可以通過各種方式賺錢，可以做高做低，但我要求寫文選文，都要對世道人世有益，在文化上要有建設性，要表達歷史的正義，這是文化人自覺的責任。阿來作品《空山》：
在藏地一個僻靜的小村莊——機村，還俗喇嘛的兒子兔子因一顆鞭炮炸響，誘發心臟病死亡，而處在“破除迷信”年代的機村人全部的宗教感情幾乎都傾注在兔子身上。無形中一個謊言在村莊里流傳：世俗而又是賤民的孩子格拉扔了鞭炮。單純透明真誠膽怯的格拉在謊言中憂郁而死……幾年后機村還籠罩在謊言中，但這次是一個更大的謊言：一場森林大火燃起，每年負責燒荒的前巫師多吉被認定為“反革命分子搞破壞”，縱火森林而被抓起來了。大火從很遠的地方燃起來，而上面卻在組織開各種各樣的大會：批斗會、誓師會、學習會，政治的謊言使大火變成真正的大災難。大災難來臨之際，逃跑了的巫師卻幻想做法改變風向，喇嘛想通過念經保佑村莊，而更多的人被那個時代的激情所鼓動，陷入另一種癲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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