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與幸福

　　本報記者 殷練／文

　　這真是一個浩瀚的話題，它包括了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甚至精神病學的諸多原理，每一個研究似乎都只是這個話題的一個側面或角度。盡管如此，許多人都認可這些感性的詞匯描述：富足、快樂、安康、美好等永遠是和幸福感連在一起的。雖然文獻中有關幸福感的問題也總是顯得似是而非，但心理學家們有關幸福感的測量卻表明，我們看得見的 一些行為與我們的幸福狀況有很強的相關性。如果你是快樂的，你就愿意參與朋友們的社交活動，你就更愿意積極回應別人的求助，你就會更少地遭受與心理精神有關的消化系統紊亂的疾病和其他壓力影響下的疾病，如頭痛、高血壓等，你也會更少地在工作中缺席或使自己陷于人際上的紛爭。而且，重要的是，你還會更不容易傾向于自殺——這種不快樂者的極端行為。總之，這一切都顯示，人類的幸福感并不是虛無縹緲、難以把握的，它的確是一個能夠測量到的、真實的人類體驗和感受。

　　那么，財富——主要指其物質屬性——究竟在人類的幸福體驗和感受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這樣的論斷不難理解：幸福感只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事實上，我們在一個給定時間、給定國家中的某一人群中設定平均幸福值時，我們一定會看到，富有者比貧困者要幸福得多。無論如何，人們都相信，關于絕對生活水平、財富并不要緊的結論其實是一種對現實的嚴重誤讀。財富的多少可能的確與幸福感不成正比，但是否有財富對幸福感的實現卻是意義重大的。研究者們也注意到，盡管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人們總是愿意將財富與幸福感聯系在一起，但隨著人們財富的積累，其平均幸福感卻沒有相應的增長。一個在日本人中間所做的測試反映了這種現象的現實性以及幸福感的主觀性：1960年代的日本曾經是一個窮國，但從此后的20多年間，其個人平均所得上升了許多倍，然而，1987年的日本人平均幸福水平并未比1960年更高，盡管他們擁有了比以前更多的洗衣機、汽車、照相機和其它物質，但他們的幸福感等級并沒有取得意義重大的提高。同樣的狀況在其他富裕國家也普遍存在。

　　一些心理學家認為，當住房和食物這些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后，額外的財富很少能增加你的幸福感。而關于幸福感的許多調查也揭示：在美國和其他大多數富裕社會里，財富的增加，甚至還伴隨著幸福感的下降。在過去30年里，隨著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超過一倍，形容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國人口比例下降了約5%，或者說減少了大概1400萬人。此外，人群中患臨床抑郁癥的人比以前更多。

　　這一定會使得人們感到迷惑：如果收入的增加不一定能使人們的幸福感增加，為什么人們還要這么執著于追求更多的收入？為什么財富的增長不一定能帶給我們幸福感的增長？難道我們追求財富原本不就是致力于幸福嗎？神秘的幸福感究竟來自何方？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們發現，較之“絕對財富”，“相對財富”的增加才是幸福感增加的真正原因。也即不管收入的具體數字是多少，只要和同類人相比是高的，那么人們就會感到驕傲和幸福，這種源于財富的幸福感大部分來自于“比較快感”。一位知名人士這樣生動地為所謂的“比較幸福說”做了注解：幸福，就是你比你妻子的妹夫多掙100美元。相關的測驗諸如：當被問到你是愿意自己掙11萬美元，其他人掙20萬，還是愿意你自己掙10萬美元而別人只掙8.5萬美元呢？大部分的美國人選擇后者。其中的道理正如我們所謂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問題是，許多人總是做相反的事，他們總是與比他們強的比，于是挫折感、焦慮感由比較而生，幸福感便隨之降低。

　　然而，僅僅是“比較說”似乎還不能充分揭示幸福感的奧秘。在一個生活水平不斷被提高的當今社會，比起窮困來，我們似乎更多地是要處理內心的“無聊”。叔本華曾經說過，人類總是搖擺于窮困與無聊之間。曾經有一個對哈佛大學畢業生進行研究的結果顯示：在他們獲得學位以后20年，抱怨徹底的毫無意義感的人占有極為顯著的比例，而這些人眼下在事業上都已經取得了相應的成就，除此之外，還過著一種在別人看來是井然有序的、幸福的生活。

　　1990年代初，筆者曾讀到過一本小書，書名使人記憶深刻——《無意義生活之痛苦》，多年后的海外生活經歷，更使我對書名的內涵有了切膚之感。這本書的作者，德國著名精神醫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用他創建的“意義治療法”理論，令人信服地解釋了幸福感的源泉和幸福感的消失之謎。

　　他認為，我們今天已不再像弗洛伊德時代那樣，生活在一個性挫折的時代里。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生存挫折的時代。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彌漫著無意義感的時代里，無意義感正在不斷蔓延和加強。

　　大量的統計也表明，在美國大學生中，自殺已經成為第二大死因，位居交通事故之后。同時，自殺未遂(并非以死亡為結束)的數目增長了15倍。在被問及此類自殺未遂者的動機究竟是什么時，有85%的學生表示在其生活中再也看不到任何意義，而其中有93%的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健康的，他們經濟狀況良好，與其家庭的關系也極為和睦，他們在社交生活中精力充沛，對其學業的進步也感到滿意。

　　當馬斯洛所說的那些基本需求在“富裕社會”中似乎無一不被滿足了的時候，生存空虛卻出現了。而這種現象的發生，也許正是因為這個社會滿足的是這些需要，而不是生存的意義。一位美國大學生曾經寫信給弗蘭克，“我獲得了學位，擁有豪華汽車，經濟上算是獨立的，享有我應接不暇的性經驗和聲譽名望。但我捫心自問的僅僅是，這一切該具有什么樣的意義？”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教授的研究也發現，財富的心理意義比實際的數量意義對人的決策更有直接的影響，人們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意義的最大化。

　　身處這樣的時代，面對這種威脅著我們幸福感的無意義感，弗蘭克的藥方就是：首先，在做某事或創造某物中見出意義；此外，在經歷某事、愛某人中見出意義；再次，在孤立無援地去面對某種無望的情景中，或許也能激發出某種意義。這必須取決于人們用以對待那不可避免且無法改變的命運的立場和態度。正如弗蘭克所說，人們實際上所要求的最終并不是幸福生活本身，而是某種構成幸福生活的因素。這就是說，一旦幸福生活的根據出現，幸福就到來，快樂就到來。而財富，僅僅是構成幸福生活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