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貧困到底層

　　孫立平/文

　　如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改革一樣，在中國改革的最初階段上，也曾出現過一個短期的“平等化效應”。當時在蘇東和中國進行的多項調查都表明，在改革初期，社會的不平等程度明顯在縮小。從中國的情況來說，這源于市場機制為下層群體提供的機會以及“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這種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在失敗者形成之前先行造就成功者。在這一過程中 ，社會下層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突出表現在，在農村改革中，農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了。在1978-1985年間，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33.57元增加到397.6元 。在城市中，職工的收入由于工資和獎金的增加而提高(當時甚至出現所謂“超分配”的現象)，同時，一些事實上處于失業或就業不足、邊緣性就業狀態的人們，在改革政策的鼓勵下，開展個體經營，從而使得這部分本來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成為最早的致富者。可以說，在1980年代上半期，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改革中的受損者幾乎不存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所謂“共同富裕”的局面。

　　相對剝奪開始顯現。但市場化改革為下層群體帶來的機會是短暫的。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改革的潛力實際上已經基本釋放完畢，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進入相當緩慢階段。在1990年代前中期，由于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農民收入一度有所提高，在1992-1996年期間，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783.99元增加到1926.07元，平均每年增長25.1%。盡管這一階段曾經被人們稱之為農民收入增長較快階段，但實際上這樣的增長速度已經遠遠落后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也落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長的速度。

　　在城市，由于受制于改革的滯后特別是國企的低效率，1980年代下半期普通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并不快。由于國企長期虧損，到1994年時，全國就已經有100多萬退休職工領不到、領不夠或不能按時領到退休金，約有400多萬在職職工不能足額領到工資。由于國有和集體企業職工構成了城市從業人員的主要部分，他們收入增長的緩慢導致整個城市居民收入增長的較低速度。

　　總體來說，在這一時期，1980年代前半期出現的“共同富裕”局面開始發生變化，改革中受損者開始浮現，但這種受損(主要是農民)基本是表現在相對的意義上。從1990年代初開始，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加快，市場經濟開始活躍，部分個體工商戶、早期的私營企業主和1990年代初期的下海人員(原來主要是干部和知識分子)收入和財富增加迅速，貧富差距也就從此開始拉大。根據聯合國數據，中國19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是0.28，到1995年達到0.38，已經接近0.4的警戒線。

　　重塑利益格局。1990年代中期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城市中這時期出現一個相當規模的貧困人口；地方和基層財政惡化；農民收入增加進一步放緩；而人們所關注的貧富差距的擴大，也是始于這一時期。

　　學者們經常談論一個問題：在過去20多年改革和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人均收入的增長遠遠低于GDP的增長水平。如果仔細分析一下可以發現，這種背離更突出地發生在1990年代之后。根據有關專家的計算，20世紀1980年代中GDP年均增長率與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率的差距不到2個百分點。但在1990年代，兩者之間的差距達到將近5個百分點。而且，從1990年代中期之后，出現了兩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一是出現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城市貧困人口。1990年該人口是130萬，而1995達到1910萬；二是農村居民收入出現了絕對下降的現象。世界銀行最新一份報告指出，通過對中國84000居民的調查，發現中國入世三年來農村家庭的整體平均收入減少了0.7個百分點，部分赤貧農村家庭的生活水平更急跌6個百分點。

　　這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是，次級勞動力市場的擴張并不斷蠶食初級勞動力市場(初級市場由城市勞動力構成，次級勞動力市場由農民工構成)。在1990年代之前，城市國企就業人員主要由初級市場的勞動力構成，工資相對較高，社會福利相對較好，這些人甚至被稱之為城市貴族或擬中產階層。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1997年到2002年，國企就業人數和集體企業就業人數兩者相加大約減少有6000萬。取代這些就業人員的，就是次級勞動力市場的農民工，而他們工資低福利差。一部分失業下崗者，也流入次級勞動力市場。這樣就從總體上降低了工業和服務業中從業者的收入水平。

　　但影響1990年代中期之后利益格局的，還不止這個因素。近來一些學者開始用掠奪經濟的概念來分析我國利益格局的變化。實際上，進入1990年代中期以來，“掠奪”已經開始成為形塑今天中國利益格局和社會結構最重要的機制之一。據經濟學家鐘偉計算，用工企業每年通過壓低工資和社會保障而多獲得4400億的利潤，反過來說，就是勞動者報酬被剝奪的數量。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是一種更明顯的掠奪，據有關方面的資料，20多年中全部級差地租約2萬億，而這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最近幾年中實現的。而實際有2個百分點的負利率，也至少意味著存款人每年損失至少600億利息收入。

　　隱性剝奪與貧困加深。對于社會貧困群體的生活狀況，不僅要看他們的收入和財富的變化，更要看他們支出負擔的變化。幾項與人們生活相關程度最大的改革，都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紀初進行的，這幾項改革對這個群體的影響至為重大。

　　一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截至2003年6月底，全國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從1998年初的11203萬人增加到15077萬人，失業保險參保人數從7961萬人增加到10080萬人，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在4年多的時間里達到10094萬人。這實際上意味著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比原來縮小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失去了社會保障，其中主要是失業下崗人員和“靈活就業者”。

　　二是醫療、教育、住房的費用大幅度提高。在醫療方面，目前中國每年醫療費用的上漲幅度達14%。醫療費用的大幅度上漲，大大加重了貧困群體的經濟負擔。而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情況相當普遍地存在，有的地區這一比例甚至超過70%。

　　在教育方面，有人曾進行過粗略計算，在過去十幾年里，我國大學收取的費用幾乎上漲了100倍。在今年的“兩會”上，有政協委員指出，現在供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農民17年的純收入。

　　住房方面的情況比較復雜。應當說，1990年代末期的住房制度改革事實上使得一部分城市中的普通居民(甚至包括后來的失業下崗者)成為了“有產者”，這個因素對于確保這批人的生活底線起了重要作用，盡管這個改革的過程也存在相當不公平因素，但近幾年中扶搖直上的房價，對于無房者、住房條件極差者以及不得不買房的拆遷戶來說，卻構成了嚴重的問題，對于這些人來說，距離住房不是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即使勉強買了房子，也要承受極重的經濟負擔。由于以上三個方面的因素，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開始出現“因病致貧”、“因教致貧”以及“因房致貧”的現象。

　　防止從貧困到底層社會的演變。從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社會結構開始定型化。其結果之一，就是階層之間門檻的加高以及社會排斥的出現。我們現在需要關注的是，要防止在過去20多年中因利益調整形成的貧困階層由于社會排斥而演變為一個底層社會。

　　毫無疑問，在我們的社會中，存在種種很容易使貧困結構化的因素。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戶籍制度以及經濟發展模式這兩個因素，這也可以分別看作為社會制度因素和市場因素。兩個因素的結合，不僅造成兩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社會保障制度的排斥，也使得一些人開始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

　　此外的一個因素就是教育。雖然由于大學擴招，農村孩子上大學的絕對數量沒有減少，但相對比例卻大為下降。還有城市中外來人口子女的受教育問題，許多城市為這些孩子接受義務教育設置了種種障礙，而一些專門招收這些孩子的學校又因為條件不完全具備而被取締。在這種情況下，貧困很容易出現結構化的趨勢。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