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財富的歷史變奏

　　本報記者 黃锫堅/文

　　歷史學家李約瑟曾為這件事感到疑惑——古代中國曾經創造出一系列為世人矚目的發明，如造紙、活字印刷、火藥、指南針，但這些發明從未轉換成個人和社會的財富。他還列舉了更多中國領先于西方的發明：多錠子的手紡車、機械軋棉機、陶瓷、雨傘、牙刷、紙牌……

　　阻礙技術轉化為財富的因素很多，比如重農抑商的傳統、機械發明被視為奇技淫巧、官僚系統壓制創新等等。也許，只有當20世紀末，當互聯網浪潮在中國催生一大批乘火箭上升的富翁時，中國人才切切實實感受到財富和技術的關系。

　　研究是工業之母

　　在工業革命前大約1500年的歷史中，生產率及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大約為零。而在過去150年里，在一個典型的自由市場經濟中，人均收入以百分之幾百到百分之幾千的速度增長。正如凱恩斯在1932年所預言的那樣，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人均收入在一個世紀里增長了8倍。自由市場經濟取得巨大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在許多經濟學家看來，這種驚人的增長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創新。按經濟學家威·鮑莫爾(William Baumol)的說法，資本主義是一部生產創新和增長的機器。

　　系統化的發現和發明方法，處于創新裝配線的核心位置。市場壓力迫使管理者們系統地、大規模地支持創新活動，讓研究和開發成為常規活動。

　　用這種眼光重新回顧科技史，我們熟悉的人物開始扮演另一種角色。比如愛迪生，與其將其看作一個發明家，還不如將其視為進行創新的企業家。事實上，愛迪生沒有在(電學)技術上做成任何突破性貢獻。他于1882年發現了碳絲燈，而第一盞電燈早在1845年就出現了。

　　愛迪生的貢獻，是他將技術上的靈感同商業上的努力相結合，發明了“以發明為目標的工廠”。由愛迪生的公司發展而成的通用電氣公司，于1900年成立了美國第一個工業研究室。這一新機構的倡導人和創始人威利斯·惠特尼認為，美國工程師的任務就是要不斷廢棄商品。另一位提倡這種新型研究的人物阿瑟·利特爾則聲稱，研究是工業之母。用今天的話說，科研是商業的引擎。

　　工業實驗室在所有新領域(電和電子、攝影、石油、橡膠和玻璃、化學合成物)的前沿興旺發展。1911年，杜邦實驗室問世；1912年，喬治·伊斯曼成立了柯達研究實驗室。此后的十幾年間，美國橡膠公司的實驗室、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的實驗室和貝爾電話公司的實驗室相繼成立。到1960年代，代表研究和開發的縮略語“R & D”編入辭典，成為一個正式的美國詞。

　　硅谷與富翁制造機器

　　如果說研究和開發是社會財富增長的一大原動力，那么，到20世紀晚期，技術則成了個人致富的奪目光環。硅谷不光是技術圣地，也成了財富的集散地。風險投資家約翰·道爾(John Doerr)曾說，硅谷是“這個星球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對財富的合法創造”。

　　為什么一個個20出頭的小伙子，沒有家庭背景、沒有工作經驗、沒有人際關系，幾年之內就變成了百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按勞分配、按資分配？似乎都無法解釋。知識、技術的力量太神奇了。

　　不過，技術與財富并沒有天然的通道。硅谷之所以創造那么多富翁，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二是風險資本和資本市場的發達。而這兩個因素，中國卻都沒有。

　　因此，只有當本土龐大的用戶市場和美國資本市場對接時，中國人才能搭上高科技富翁的班機。從丁磊、張朝陽到陳天橋、馬化騰，一批中國財富新貴的崛起，標志著高科技創造財富的游戲正式進入中國社會的主流，塑造中國社會的新的價值觀。

　　在中國特殊的歷史環境中，財富之源頭充滿了灰區和黑區。而似乎只有高科技財富，無論從財富的源頭，還是財富創造的機制、財富展示的方式，幾乎都充滿了陽光，顯得健康、坦然而有活力。

　　技術精英VS財富

　　圍繞互聯網、信息技術而展開的社會學探討、文化研究非常之多。倫敦“超媒體研究中心”的兩位學者曾提出所謂的“加州意識形態”。他們認為，在信息技術的魔力的召喚下，60年代新左派運動和新右派自由主義理想實現了一次不尋常的融合。美國西海岸的一些作家、黑客、資本家和藝術家以一種松散的方式形成了多元而異質的亞文化。

　　有趣的是，這些研究很少探討技術與財富的直接關聯。也許在歐美人心中，金錢不應該成為生活和工作的目標。蘋果電腦的創始人之一沃茲尼雅克曾經給伯克利加州大學的研究生做演講，他這么總結自己行為動機的要素：“你不會去做任何事情，除非它能帶來快樂……這就是我的生活法則……一個簡單的公式：H=F3。幸福(happpiness)等于食物(food)、樂趣(fun)和朋友(friends)。

　　他們也許信奉所謂的“資本主義黑客精神”。這里說的黑客，可以來自任何職業，基本等同于技術狂熱分子。黑客們開始只是暫時投身于傳統的資本主義，通過開辦公司或為某公司激情工作幾年，利用股票和期權獲得經濟上的獨立。此后再自由地選擇自己的行為。比如沃茲尼雅克29歲時從成立6年的蘋果公司退休，拿著大約100萬美元的股票離開了。他說，今后他想“把盡可能多的時間花在我想做的事情上：這就是與電腦、學校和孩子們一起工作”。

　　資本主義的最高目標是資本的增加，而黑客工作倫理是充滿激情的行為和支配時間的自由。當兩者發生沖突時，往往是前者壓倒后者。

　　黑客精神對金錢倫理展開了挑戰，比如“信息共享”就直接沖擊牢固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也在不斷蠶食那些依靠信息壟斷而建立的資本大廈。也許這是一種烏托邦，但黑客精神的存在，至少啟示人們，財富并非生活的所有目的，創造性、自由和共享，才是更加值得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