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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翔 北京報道
人生也遵循著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提出的自發生成秩序或者說是自發擴展秩序，人們難以預測和規劃自己的未來。
無論是在舟山群島上當搬石頭建造房屋的海軍士兵，或是在揚州師范大學圖書館中當
辛苦準備自考的圖書管理員，或是在《揚州日報》文藝副刊組當編輯，展江都難以預見，2005年3月的一天，自己會呆在北京市西三環北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里，坐在那南教學樓五層西側的一間簡陋辦公室中，重新閱讀并且準備重新翻譯新聞學名著《報刊的四種理論》。
這間辦公室因為堆積太多東西而顯得狹小和擁擠：兩個書柜、一張大辦公桌、一臺電腦和一張單人床，床上有全套被褥，顯然主人常在此休息。屋里的兩個書柜并沒有改變主人將書隨手放置的習慣，書在這個不大的空間內隨處可見。主人和這個房間很相稱，風格簡單而隨便。暗色調的夾克衫和運動鞋裝飾著這位瘦削身材、前額略禿的中年男子。48歲的展江面貌冷峻、形容潦倒，說話時卻總壓抑不住調侃身邊事物的欲望，似乎不太習慣于用嚴肅的語調來交談和發表見解。
“怯懦保守、淺薄無知、自鳴得意”，一位學者所處的學科被別人這樣嘲諷并不令人愉悅。但展江毫不在意。也許這也是他想說的話。身處一個被人譏笑為“怯懦保守、淺薄無知、自鳴得意”的學術圈子，展江的身份有些尷尬。他那有限的知名度并不是依靠學術論文而獲得。人們通過他翻譯和主持翻譯的西方新聞理論與新聞作品來知曉他的存在：梁啟超試圖將報紙和新聞媒介變成啟蒙新民的利器，而對展江而言，翻譯是他妄想“啟蒙啟蒙者”——如果新聞媒體還能扮演啟蒙的角色的話——的努力，盡管個人的能力和精力有限；人們也通過展江在互聯網或傳統媒體上發表的言論去了解他：左拉和德雷福斯傳統現在已經淡化，新聞界的扒糞運動也被證明是不能長久之舉，而他則不惜妄自菲薄地偶爾露出崢嶸，在網上寫公開信，或邀請學者和媒體參加他所發起和主持的輿論監督研討會。
他的身份是新聞學者、翻譯者和不能忘懷公眾的知識分子。當然，也許在48歲就來判斷他的價值還為時過早。無須質疑，在已經度過的48年中，他從來就不是大人物，可能也沒有表現出成為大人物所必需的睿智與才華。但在他所處的學術圈子里，他卻毫無疑問是個堅持不懈的行動者，這從他主持翻譯《美國新聞史》、《新聞采訪與寫作》、《新聞與正義》、《新聞與揭丑》、《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等眾多海外經典新聞學著作，以及從2001年起每年操辦新聞輿論監督研討會可以看出。
而學術圈內的大多數人都忙于以傳統的新聞觀為理論基礎，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他們認為這是原創性的工作，可以據此確立學術地位。但按照展江的說法，新聞是一個從西方傳遞到中國的學科和事業，我們卻對西方新聞業尤其是美國新聞業的發展狀況不甚了解。在這種情況下，大量翻譯介紹國外的新聞著作，自然擁有它的意義和價值。
前途
48歲并不足以構成一個人的資歷，他的歷史并不由轟轟烈烈的事跡組成，而更多表現為一個人和時代有意無意地抗爭，同時被時代裹挾前行。古老的中國圣人孔子曾經用“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來表述自己五十歲之前的人生各個階段。這種劃分人生的標準，曾經成為大多數中國人劃分自己人生的標準。但對于展江和他身在其中的一代人而言，志于學、而立、不惑、知天命在相對應的人生時段都成為奢侈。
展江調侃自己已經度過的48年說，這48年并沒有任何不順利和可以被稱為不幸的地方，而只能被稱作不正常。相對許多人而言，他既沒有受到政治運動的直接波及，遭受人身和精神上的傷害，也沒有受到過貧困的威脅。不幸總針對個體，而不正常則能夠被用來形容一代人。作為一名個體，他的家庭能夠給他提供盡可能多的資助：在江蘇揚州，展江的父親是一位服務于市委市政府的老公務員。家庭沒有帶給他任何壞運氣。
對于一個生于1957年的人來說，經歷的不正常首先在于求學時期碰上新中國成立后規模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在志于學和求學年齡，社會并沒有為他們提供去實現志于學和求學的環境。
那個時候，大學難以為他們敞開大門，而當時的職業選擇范圍相當有限，對一位自己和自己的長輩都寂寂無名的年輕人來說，似乎只有三項受人尊敬的職業可供挑選：進廠做工人、下鄉當農民、參軍成為士兵。1976年初，18歲的展江是當地一家工廠的鉗工學徒。但為了家庭考慮，他必須選擇在1976年底成為一名士兵。展江的哥哥已經下鄉，為了讓妹妹繼續留在城市，免去下鄉的職責，他不得不加入東海艦隊舟山基地的一支海軍部隊。當然，他更向往讀大學。不過，時代和他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在他參加軍隊的次年，國家開始恢復高考，而社會秩序也開始恢復正常。
從軍
這支海軍大部分時間呆在舟山，一個人口僅為7000到8000人的小島上，偶爾出海，用口徑為57毫米的炮打靶子。舟山離臺灣很近，大概有550公里，飛機十幾分鐘就可以走完這段距離。士兵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性，生活艱苦。在這支部隊中，聽收音機不被允許，有煙癮的士兵幾個月才能輾轉獲得一包香煙，而大多時候，他們能用紙張卷著煙絲來抽，已經很不錯了。
對于志不在此的年輕人而言，伴隨著9年軍隊生活的是不斷的希望和不斷的失望。很顯然，這個年輕人并不希望長久呆在軍隊中。他真正感興趣的是高考。他不想在軍隊中呆過當時參加地方高考的年齡線：25歲。他數次提出復員回家的要求，都被拒絕了。不過他的要求也讓他的處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從會計變為一位副連級的政治部宣傳干事。
在這一系列變動中，惟一不變的是他總莫名其妙隨身攜帶一本《基礎英語教材》，自學英語，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為何如此。雖然他渴望參加高考，但已經進行的兩屆高考都沒有把英語納入考核范圍。不過，這可能是他所能做的表示自己不會妥協的惟一事情。
作為宣傳干事，展江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給自己訂閱了新華社的影印外軍資料，挑出自己感興趣的文章翻譯成中文，給《解放軍報》投稿，并且大受歡迎。為此，他連續兩年獲得東海艦隊新聞報道個人二等獎。當然，這也是他發現的英語的惟一用途。
在這個海島上，士兵們必須為自己建造房屋。這個過程包括用最原始的手段搬運巖石。展江在背石頭的時候腰被壓傷，住進醫院，同時也帶給他一次離開部隊的機會。他在醫院中得知軍隊有一批復員名額，急忙找到上級，表示不愿意因為傷病給軍隊造成負擔，要求復員。這次他成功了。
宣布復原之后，他去了一次《解放軍報》。老編輯見到展江異常欣喜，說了一些對他的年輕和才華的溢美之詞。畢竟，當時軍隊中能給《解放軍報》供稿的只有兩人，一個供職于某司令部，另一個是展江，供職于基層部隊。當展江囁嚅著說“我已經復員了”后，頓時冷場。
求學
1985年，28歲的展江離開軍隊。攜帶著9年軍旅生涯留給他的三級傷殘證明，展江開始一連串的求學。他拒絕了父親的朋友把他安排到市政府外事部門的好意，決定到揚州師范學院的圖書館做圖書管理員。在圖書館中的一年半里，除了搬書搬雜志，他考完了12門課程考試，通過自學考試拿到了英語本科文憑。隨后，他通過招聘考試成為《揚州日報》的一名編輯。
在《揚州日報》副刊組呆了6年，展江沒有參加過市委市政府的會議，這對當時的黨報記者來說有點滑稽。可是當《揚州日報》副刊組要擴大為副刊部時，這個自稱不求上進的家伙竟然當上了部門副主任。這份工作開始讓他熟悉新聞業務，尤其是編輯業務。每個周末，八個版他必須過目，部門主任是一位專業作家，不問編輯事務。不久，他覺得這份工作太累，沒有時間復習考研，就借機調到報社的廣告部門。
當他決定要考研的時候，已經30歲了。而當他1991年最終考上人民大學新聞學研究生時，已經34歲，兒子都已經上了小學。三人間的宿舍里最小的一位同學比他小12歲。在學校里，他每天和大家一樣吃食堂。假期回到揚州時，往日同事問他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得到回答后，對方一撇嘴：“讓我去我也不去。”要知道，他在《揚州日報》工作的時候，部門成員出入都已有車接送。
展江在人大一呆就是5年，不但讀了碩士，還讀了博士。這讓家里人想不明白，因為在1990年代初，一個討論“賣茶葉蛋勝過造原子彈”的年代，許多人通常說：讀碩士是誤入歧途，而讀博士則是無可救藥。至于讀博士，他說這是陰差陽錯，因為同宿舍那個比他小12歲的同學拉著他去陪考。他在博士時期的導師是中國第一個新聞學博士童兵教授。
1996年博士畢業之后，展江擁有一個留在人大執教的機會，可是學校只能提供一間筒子樓房間，沒有私人的廚房和衛生間，這對準備將全家搬到北京的展江來說實在有些難堪。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則提供了比較寬裕的條件，至少有二十幾平米的兩間房。展江騎著自行車從人大西門出來，順著馬路到了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聯系任教事宜。結果，他在那里一呆就是9年，這同他當兵的時間一樣長。只不過，此時自愿而彼時無奈。
這位自稱趕上時代末班車的學者在學院里拾階而上，1998年成為副教授——也是在這一年，展江開始大規模組織翻譯國外新聞學理論和業務經典著作。而2001年是他學院生涯的一個高峰。在這一年他擁有了教授頭銜，也是在這一年他被選舉成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新聞傳播學系的系主任。
翻譯
翻譯是一項苦差事，至少在目前的中國是如此。對于那些生活在學院中的知識分子而言，翻譯出來的著作不能作為評選教授和副教授的研究成果；進一步而言，翻譯也不能為一個教授或者副教授博取學術上的聲譽；而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看，翻譯的書不能抽取版稅，只可以領取固定稿費。展江清晰地記得，當他把自己翻譯的第一部譯著《新聞與正義——普利策新聞獎獲獎作品集》送給自己的老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一位老院長時，老前輩苦口婆心勸誡：“這書很好，可是我勸你不要去翻譯。翻譯的書再好，也是人家的。去寫書，那才是你自己的成果。”
但是，要想做好這項不討好不討巧的工作卻會生生累死人。1999年1月，著名翻譯家、社科院美國所的老所長、美國問題專家董樂山先生逝世。有人說，董先生正是由于翻譯過于勞心勞力而逝世的。這位翻譯或主持翻譯過第一版《美國新聞史》、《西行漫記》、《光榮與夢想》、《蘇格拉底的審判》、《第三帝國的興亡》、《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等著作的老一輩翻譯家，為包括林賢治在內的眾多學者所推崇，在美國研究領域也為后輩如薛涌等仰慕。但是被新聞界忽略的是，董老先生所翻譯或主持翻譯的很多書都是新聞領域的著作或新聞記者的著作，比如從上面列舉的《美國新聞史》第一版到《第三帝國的興亡》。展江將董樂山視為楷模。他坦然承認，自己所主持翻譯的幾個版本的《美國新聞史》，都承蒙董樂山先生打下的基礎。
在展江翻譯歷程中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材《新聞報道與寫作》的翻譯。這本譯著的出版花費了兩年多時間，華夏出版社的編輯換了五位，而翻譯的原著也從第八版改變為第九版，這項變動讓翻譯者更改了20多萬字。
這項被友好強加的任務，其過程成為一項苦役，而結果卻似乎很完美。盡管在翻譯過程中有海外朋友勸告展江：“翻譯這本書，一點都不適合中國國情”，但這本書卻被一些新聞媒體作為培訓記者的教材，在理論界和實踐者中受到好評。
展江所做的翻譯，就像他的人生，從來沒有一個刻意的目的，但卻有意無意朝著一個方向發展。
他聲稱自己在新聞學術界處于邊緣地位，但卻由于自己的譯著而被新聞操作者熟知。他聲稱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像自己的人生經歷一樣，很少帶著先驗的目的，而只被時代裹挾前行，就像他所喜歡的哈耶克終其一生所闡釋的社會發展規律：自發生成秩序，無人能夠規劃，無人能夠預料。但是旁觀者仔細審視，卻能發現個體在這時代中自己的矜持：在軍隊中堅持學英語；復員后堅持去圖書館工作以方便自考；在報紙里不隨波逐流而仍志于學；先學外語后學新聞；甚至當年編譯外軍軍事動態和今日翻譯新聞理論著作，之間聯系也并非無跡可尋。在一場自發生成的人生經歷中，個體同樣努力打造著因果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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