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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佘祥林被法院宣布無罪的那一刻到來時，盡管一切都不出乎意料，盡管你已經期待了許久，但是你可能仍然沒有準備好自己的心情。你是要哭，還是要笑，你是對法律的執行更加信賴，還是又多了幾分懷疑？你是更加相信人間自有天理在，還是懷疑老天爺終究不能看顧所有被冤人？你要走上前緊緊握著他的手祝賀他的勝利，還是和他抱作一團為這十一年悲苦的生命痛哭？你說他是應該誓死追究錯判者，還是要先對還給他自由的人表示感謝？你說賠二十萬太少，應該賠償他一千萬，可如果這是一項大獎，你是否有信心能夠挨過十一年的
牢獄之苦？
這樁人間悲喜劇留給人太多必須面對卻又太想回避的難題。
陰差陽錯曲曲折折的離奇經歷可以留給人慢慢品味，惟有一件事是必須要立刻終結的，那就是刑訊逼供之惡。它是成就冤假錯案的最大禍首之一。想想看，要讓一樁錯案成立也并不容易，證據再少也不能少了當事人的自供狀，尤其是在有意為之的冤案當中。有了自供狀，再冤的案件也能讓人看上去很像回事。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先生說，刑訊逼供是刑事訴訟程序中最大的司法不公。這可真是一針見血。刑訊逼供是一種故意犯罪，而其犯罪主體又是司法人員，單單這兩個簡單的要素就決定了其罪惡的程度之深。而令人膽寒的現實是，它無處不在，但卻極其難以證明。
陳光中先生可以算是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的泰斗級專家，當他分析案件判斷有無刑訊逼供的時候，也只能從普通的邏輯出發，他說：“試想，佘祥林根本沒有殺妻子，為什么在偵查中多次‘供認’自己用‘石頭’或‘木棍’殺了妻子呢？”所以，他認為基本上可以判斷有刑訊逼供這么回事。可是，如果要讓陳教授作為律師來指控司法人員的這項罪行，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有信心拿得到定罪量刑所必須的證據。
前不久，有位南京的企業家因為涉嫌走私犯罪被偵查機關刑事拘留，之后因為缺乏基本的證據又被轉為監視居住。“別說在審訊室里發生的事，單說監視居住吧，當我去大便的時候，那看守人還要把門撞開，他要一直看著你。人格尊嚴被侵犯到這種程度，要不去死，要不就得認罪。”刑訊逼供的目的就是斷絕你本應享有的一切選擇。
盡管媒體有義務對刑訊逼供的具體情節不做公開披露以避免出現相反的效果，但每一樁丑惡的刑訊逼供還是會通過民眾的口耳相傳而擴散。
“人為什么變得這么壞？”每一個遭受過這種待遇的人都會從心底發出這樣的詰問。這個在絕望時刻提出的問題，必須要有個答案。
“人之初，性本善”。這是祖先的判斷，但“性本惡”的說法也從未停止過。西方人講人生來就“有罪”也是這個意思。關于人性的探究或許永無止境，但有一條可以被看成是真理：即善有善的生發條件，惡有惡的膨脹空間，正如花草樹木喜歡陽光，狐貍老鼠喜歡陰暗一樣。
陳光中先生的判斷是，刑訊逼供在中國是存在的，甚至在一些案件中的手段很殘忍。這個保守的判斷可以從已經被公開的案例得到證明，但刑訊逼供存在到什么程度呢？又殘忍到什么程度呢？或許這個問題是不用說明的，因為即使全中國只有一件，也不妨礙人們對它產生強烈的深惡痛絕之感。
說到徹底杜絕刑訊逼供，其實是一件無法完成的任務，就像人類無法防止犯罪的發生一樣。于是問題就變成要如何減少它的發生。教育是一種方法，懲罰也是一種方法。事實上，制止它的發生和縱容它的發生都有很多辦法。就像我們在電影上看到一樣，比如，在審訊室里安裝全程攝像設備就是一種很好的辦法；給審訊室裝上大玻璃，在外面安排人監視也是一種好辦法；讓律師陪同受審更是一種有效的措施。現在，很多城市都在交通路口安裝大量攝像設備以捕捉違章司機，為什么不能把其中一部分轉到審訊室里來呢？至于說到律師的作用，確實比先前有了很大進步，不過很多人也都知道，中國的刑法中有個306條，俗稱律師偽證罪，這個法條曾經導致一年有一百多名律師被檢察機關逮捕起訴的結果。相當多的情況是，犯罪嫌疑人以受到刑訊逼供為由，當庭翻供，之后便被重新帶回到審訊室進行“補充偵查”，然后得出的結果便是“在律師的教唆和指使下做了偽證”，不但受了“二茬罪”，還連帶著將律師也送進監獄。
偵查審訊活動有其保密性的要求，但這并不能成為審訊室不見陽光的理由。必須想盡一切辦法，動用一切可能的資源把審訊室照亮，減少刑訊逼供發生的可能性，因為它是刑事訴訟程序中最大的司法不公。
還有一點也必須強調，干涉司法獨立也是刑訊逼供發生的根源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佘祥林案件中有地方政法委事先定調的情形，公安機關也受到限期破案的壓力。但是，不能忘記，當時200多名普通人的聯名促動產生的壓力同樣也不輕于官方的行為。當我們希望司法能夠獨立地、公正地進行時，我們不能忘記自己的責任，一個人的力量確實微不足道，但眾多盲從者加在一起，便可產生巨大的破壞力。在這一方面，要對全民進行現代司法觀念的教育更是一項非常漫長而艱巨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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