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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的一名發行員在北京站遭到“小混混”的毆打，并在鐵警值班點受到行兇者的恐嚇。事后，北京站鐵路警方承認鐵警辦案有失誤，但否認鐵警與打人者有關。(4月4日《新京報》)
被打的發行員至今昏迷不醒，事實真相依然有待追尋，行兇者尚未受到應有的懲罰。不過，我還是從新聞報道中讀出了幾分欣慰，我欣喜地發現，這一次，報人對弱勢群體的
關注終于沒有“燈下黑”。
隨著傳媒業的不斷發展，人們漸漸將“正義”、“關懷”等美好的字眼與傳媒聯系在一起。公眾相信，報刊等新聞媒體應該作為權力掌控者的監督員、社會公正的忠實看護者、弱勢群體利益的代言人。毋庸置疑，近年來，新聞傳媒的確成為弱勢群體伸張權利的重要依靠力量，農民、民工、殘疾人、上訪者乃至于面臨“禁乞令”威脅的乞丐，盡收富有良知的報人眼底。然而，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有一類“近在咫尺”的弱勢人群卻常常游離于報人的關懷視野之外——他們就是報紙的發行員。
身穿發行服、騎著單車川行于大街小巷的發行員是報紙發行的最終端人員。這些平均年齡小、文化程度低、多來自于農村的打工者是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
他們的工作異常辛苦。發行員所從事的是長時間、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他們的工作通常從每天凌晨四、五點開始，到晚上八點左右結束(有時會更晚)，每天平均工作時間在12小時以上，睡眠時間在6小時以下。他們沒有周末的概念，往往一個月才休息一天。他們的生活十分清苦。發行員的收入微薄，往往十幾個人住一間屋子，物質生活艱辛而貧乏。
他們幾乎與各種社會保障絕緣。發行員大多是來自外地農村的打工者，一切城市人或單位人享受的福利待遇、保險保障都與他們絕緣；除了獨自應對貧病，他們別無選擇。
他們的權利極度缺乏保護。在蠻橫無理的執法者與地痞混混面前，發行員完全是弱者；身處驕橫的權力與暴力之下，他們無力自保。
更重要的是，他們很容易被忽視——被公眾忽視，更被報人們忽視。或許，忽視他們是報人們無奈的選擇。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報業市場中，以最低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報紙發行量是絕大多數報紙經營者的目標。一方面，報人們必須按照職業倫理的要求，以報道事實真相、維護社會正義為行為準則，時常聚焦身處艱難之中的弱勢群體，為改善他們的境遇登高一呼；另一方面，報人們又必須按照市場競爭的法則，在經營成本與收益之比上斤斤計較，為了在激烈的同業競爭中搶占市場份額，他們必須不斷加大發行員的工作量，為了在不影響報紙核心競爭力的同時壓縮經營成本總額，他們不大可能會主動改善發行員的待遇。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奇異的“燈下黑”現象：報人對身處行業之外的弱勢群體從不吝惜關懷，而對近在眼前、默默忍受艱辛與痛楚的弱者卻視而不見。
當自己的發行員遭遇惡意的侵犯與不公的待遇，報人們及時報道事實、譴責惡行的始作俑者，這為所有的新聞傳媒樹立了一個標桿。這意味著：在為遠方的陌生人呼喚公平正義的同時，絕不應該對身邊顯而易見的不公平無動于衷——事實上，這條法則對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是適用的。
(稿源：紅網)
(作者：毛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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